（一）“南大荒”土匪改造记

　　　辽河三角洲曾经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和芦苇塘，被称为东北的“南大荒”，这片南大荒，就包括了我的故乡，位于北镇县与盘山县、台安县交汇处的柳家地区。

         据辽西作家佟伟追述，早在上个世纪初，南大荒是关外有名的匪县。特别是1945年光复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北镇、盘山境内仍然遍处是土匪（也称“胡子”），多达千余人。他们打家劫舍、烧杀绑架，使老百姓生活在恐慌中。土匪们还依仗国民党的支持，和当地地主武装结盟，经常攻打农会，袭击解放军和土改工作队，杀害了不少土改工作人员和农会干部。其中，中共盘山县工委副书记、县武装大队政委张永利也是被他们杀害的。他们破坏了人民民主政权和解放事业，抢走了胜利果实，企图颠覆新生政权。

　　为巩固新生政权，1948年3月至7月，盘山县公安部队出动干警300余人（多是翻身青年），配合解放军309团进行剿匪。当时执行的是“打击主要，争取次要，投降宽大，立功受奖”的政策。斗争中，在首战即击毙土匪101人，后共俘获土匪296人，送辽南公安处集训，为全县的安全与稳定奠定了基础。但到了10月26日，也就是辽沈战役期间，我军经过两日一夜激战，全歼国民党精锐部队——廖耀湘兵团10万人，并生俘廖耀湘，全国解放曙光在望时，盘山境内又有零星土匪开始活动。为了彻底清除匪患，迎接全国解放，保护胜利果实。县委指示公安部门再一次对土匪进行彻底的清除。

　　 1949年1月，刚组建不久的盘山县公安局（1948年7月组建）根据县委指示，决定对抓获和招降来的316个土匪进行教育改造。第一期集中76人，第二期集中160人，第三期集中80人，当时称“改造训练班”。并抽调三名干警具体负责此事。其中从治安股抽调了颜世洪，从审讯股抽调了王守业，从政保股抽调了娄凤义。“改造训练班”设在县公安局东侧富商杨阁忱开的大车店（今双台子区东风农贸市场附近）。

　　 这316个土匪如狼似虎，杀人如麻。随时可能组织暴动、组织抢枪杀人，颜世洪等同志感到责任重大。但他们面对这群土匪，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对他们对症下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向他们不厌其烦的讲我党我军的政策，讲我党如何推翻三座大山，如何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讲土匪横行对老百姓的危害。颜世洪和同志们在办班期间，对土匪的饮食、睡觉、学习、劳动等方面都安排得极为周到，还经常找一些思想有顾虑的土匪谈心，费尽心机。他们长期忙在那里不回家，工作上废寝忘食，每天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一点都不敢疏忽。

　　 很多土匪都是穷苦出身，多是因境内水患频发、苛捐杂税严重，更受不了官府威逼、地主恶霸的欺诈，才被迫当的土匪。他们被颜世洪等人的教育所感化了，感到政府把他们当人看了，奇迹也随之出现了。很多土匪都主动坦白罪行，决定痛改前非，还积极检举揭发他人。通过这些，颜世洪等人已查清境内土匪准确情况。解放前，全县有土匪101股（也称“绺子”），千余人，他们组织严密，行动诡秘。其中，“大拦把”有57人，他们即匪首，也称“大掌柜”、“大当家”，多是心狠手辣、心智出众、枪法超群之人。其中，臭名昭著的有“大本字”（王德本）、“天胜”（李旭东）、“老二哥”（李百川）、“合山”、“东洋”（王岳东）、“双全”（王铁林）；“二拦把”有49人，他们是匪首的助手、接班人；“炮头”有41人，他们是带领土匪冲锋或断后的，枪法极好，多是亡命徒，是匪股中的“三把手”；“水箱”有26人，这些人是念过几年书但却落魄的文人，负责管理财务、文秘；“秧子房当家的”有32人，他们负责看守人质的，多是精明却又愚忠之人。还查明，有“匪窝”24家，“棒子手”29人，“匿匪”39人，“反动突击队”……

　　土匪们还纷纷交出了从老百姓家中抢走的粮食、大车、咸盐、衣服、苇席等物资，同时还交出一批枪支弹药，其中包括部分从农会处抢走的。这些土匪在改造期间，没有一个和颜世洪他们对抗的，也没有脱逃的，所以他们也没有一个被戴手铐脚镣的。通过教育改造后，这些土匪均被释放回家种地，很多人后来还娶了媳妇。

　　但到了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于7月23日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辽西省公安厅据此召开了公安局长会议，对“镇反”工作进行了紧急部署，决定于当年6月2日统一行动。

　　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厅会议精神，盘山县委抽调干部到一些地方开始调查摸底，公安部门也组织力量搜集情况。4月初，对血债累累的土匪头目王德本等人进行了密捕。6月2日零时前的统一行动中，又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7月4日，县城召开了公审大会，有3000多人参加。会上当场将民愤极大的王德本、王铁林等人枪决。大洼、田家、沙岭、胡家等地也召开了公审大会……

　　大刀阔斧的“镇反”工作令人民群众言情激昂，奔走相告，“镇压反革命，大家一条心”的歌谣也马上传遍全县，后来“镇反”工作继续进行，全县匪患基本消除，南大荒人民终于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二）父亲口述

         父亲李洪臣，对辽西柳家地区的胡子，进行过全景式的追忆，讲述了九件土匪的往事。

         第一件事，小胡子刘老三和刘老八。

        小赵家屯的老刘家族，是开创小屯的老户之一。老刘家子弟，很少向外定居，基本都住在小屯里。可以说，刘家是屯里的一个大户。刘家的兄弟排行，是亲兄弟和叔伯兄弟一起排。但是刘家老二和老四，小屯人从未见过。父亲说，自从他记事起，就是刘老大、刘老三、刘老五、刘老六、刘老七、刘老八。刘老大生子刘福荣，刘老三生子刘福有，刘老五生子刘福贵，刘老六生子刘福德、刘福山、刘福成，刘老七生子刘福琴。其中老五与其他兄弟是叔伯兄弟，其他兄弟都是亲兄弟。在旧社会，一二十年代出生的人，象我的祖父辈的岁数，一般情况下当胡子的都不少。那个时期的辽西一带，各地当胡子的都不少，干胡子是普遍现象。那时哪个家族都差不多有人干。有时气的被别的胡子欺负了，就说咱也干去。有时也就是跟着胡子溜达两天，最后解放后都有了污点。有时还有危险。

         刘老三大名叫刘会文，给地主扛过活。由于生活困难，也随黑道当上了一段时间胡子，那个时期他也就是个普通土匪，连枪都没有，就跟大土匪溜达，虚张声势。因为他没有出名，也没人告他抢劫，解放后政府就没有追究他。大家知道他历史有点问题，但他也不干啥，也没干啥坏事。

         解放后刘老三种上了自己的土地，由于生活节俭，家中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刘福有是两位老人唯一的儿子，他十岁上的小学，学习成绩好，中学毕业后考入黑山县高中，高中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那个年代，全柳家乡也只有他一个大学生，是当时家乡的第一个佼佼者，给他们刘家增了光，全村的人也为之祝贺。刘福有在读高中的时候，正在三年困难时期，考上大学后农村生活稍有好转。但那时农村的生活还是很困难的，一年到头在生产队挣工分也分不到多少钱。两位老人就靠养猪养鸡卖些钱来供儿子读书，一家人靠勤俭持家，兢兢业业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那时候刘会文老两口和儿媳崔秀芬在一起生活是很和睦的。为了刘福有读大学，虽说生活暂时有些困难，他们全家人也感到很幸福。”

        刘会文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用时说：“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才有我的儿子读上大学。”在那个时期，全柳家乡只有他的儿子读上大学，所以他本人和全家人都感到荣幸。

        小胡子刘老八是个大个子，擅长踩高跷。有一次过春节，他整了一个特别高的大高跷子。高高地坐在老赵家下屋的小平房上绑高跷。结果，他绑的不结实，走几步“咵”一声折断了，摔了个大跟头。1948年，接近解放了，刘老八跟柳家土匪王振东到通辽去，被人打死在那里，才二十来岁，还没有结婚。

                                                                                第二件事，房刘氏脱身记。

        辽西土匪以抢劫为主要生存手段，既然是抢就必然要动刀动枪，也必然要伤人杀人。土匪的抢劫往往是雁过拔毛式的，经常是一村一镇地抢，只要进了村，便挨家挨户抢。金银珠宝，猪马牛羊，粮食布料，针头线脑，见啥抢啥。土匪另一个重要的敛财手段是绑票。土匪抓来肉票，便开始疯狂折磨，甚至割下肉票的鼻子耳朵，以威逼家人拿钱。被绑票的人家多被勒索得家破人亡。在土匪的抢劫过程中，妇女的境遇最悲惨。土匪们除了发泄兽欲外，还残忍地祸害妇女。但是，因为柳家地区土匪颇多，往来土匪忌惮报复，对本地的祸害稍轻一些。多年来，发生过一起绑票案，最后却出人意料地和平解决了。

       1925年的秋，从东南方盘锦大苇塘来了一伙土匪，有二十多个人。听说柳家小赵家屯有个房刘氏，年龄在二十二岁左右，丈夫因与老丈人闹翻出走，几年音信皆无，所以人们都称为房寡妇。这伙土匪的头子叫占山有，是个好色之徒，听说房刘氏长得非常好看，就带人把她抢了去，带到盘山县南的赵家村，要拜堂成亲，娶个压塞的夫人。

       到了赵家后，占山有就想和房刘氏拜堂成亲，房刘氏是个烈性的女人，说什么都不拜堂，而且是大骂占山有你不得好死。到了晚间，占山有就想和她一起住，她就抓住一把剪刀，对着自己的胸部，大声说：“你敢进到屋里，我就死给你看。”占山有虽说是土匪，但是也考虑到，为了女人，出了人命也不是好玩的，在黑道上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就打消了和她同住的念头，就找屯里的妇女给说和此事，房刘氏说什么都不答应。这样僵持了三天时间，占山有还是不能得手，就想到来硬的，强行和她同居。

       房刘氏被抢走后，家中就剩一个孩子，他的妹妹就把孩子抱到自己家中，妹夫陆春林是我外祖父的二哥，于心不忍。他早年曾入胡子，也有些黑道上的朋友，一打听，知道房刘氏被占山有一伙土匪抢到了盘山县南的赵家村，想拜堂成亲，房刘氏说什么也不答应。

        陆春林就冒险亲自出面找些绿林中的朋友，又找到占山有，把事说开。占山有一看，一是想成亲，房刘氏说什么都不干，二是又有绿林中人出面说和此事，到此就做个人情，借坡下驴，就把房刘氏放了回去。

        房刘氏回家后还是像原来一样过日子，为了自己的小儿子。那时家中住的是两间草房，还是靠织布和种地来维持生活，日子过得还是很好的。房刘氏被解救回来后，她的老父亲刘老锢露也来了。看到女儿带着一个孩子过日子很辛苦，还被土匪抢去过，想到原来对姑爷子说的一些话、做出的事是有些过火了，造成女婿离家出走了，现在已经三年多了还没有回来，到现在还是音信没有，生死不定。女儿年纪轻轻的就守活寡。想到此处，不由的心里也有些内疚。刘老锢露想给女儿再找一个好人家，有了男人的依靠，也好过些安定的日子。老父亲把此事就和女儿说了一遍，当时女儿气得不得了。由于是自己的老父亲，不能跟父亲吵架发火，停了一会说：“爹爹，虽然房广田走了，生死未卜，但我已嫁到房家，还有一个儿子，我是生是房家的人，死是房家的鬼，我决不改嫁，守着我的小儿子也要过下去。”老父亲一听女儿说的话，也不能再说下去了，当天就回家去了。

        房刘氏和小儿子继续过非常艰苦的日子。自己虽然是个独身女人带个儿子，屯里的人谁也不敢欺压她，而且是有很多人看到她们母子过日子的艰苦，经常帮助干些重活。这样，她们母子相依为命，靠种地和织布，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孩子长到八岁时，又送私塾读书，后来又到夏家的官办的小学读了几年书，取大名叫房廷柱，在当时农村的孩子中，也算是很有文化的人。儿子到了十八岁，母亲又为儿子定了媳妇，女方是台安县桑树林子东大岗子村常家的女儿，名叫常风珍。财礼如数过完后，当年秋后就结了婚。有了儿媳妇，日子过得更好起来。母亲还是织布，地里的活就由儿子和媳妇来干了，房刘氏这才觉得日子过的有了劲头。

       1948年，柳家解放，房家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家有三垧土地，他们的日子在当地是中等以上的水平。不久在柳家也实行土地改革运动。房廷柱有文化，就参加了土改工作，入了党。

                                                                               第三件事，柳家忠心塔。

        小时候我们柳家公社忠心塔为砖石结构，塔身各面镌刻语录。建塔名为群众自发向伟大领袖表忠献忠，实则是各地政府行为。及至文革结束，这些忠字塔绝大部份都被摧毁拆除，个别改作其他设施。忠心塔肇始于文革，全国各地都在交通要道等重要场地建立高大的碑塔，名曰忠字塔。我们偏僻的柳家，一个北镇、黑山、盘山、台安四县交界的低洼农村，也毫不例外。文化大革命开始，乡村的平静被打破。最明显的，就是在乡政府前的交通要道，说是交通要道，实际上是最原始的交通要道一一一条县道的正中间的一点，将完整的县道分为左右两道，过塔之后又合二为一。而它又决不是一些城市环岛中的标志性建筑，因为它实在是妨碍车流。自我记事起，这里就矗立着改装后的"忠心塔"。

        此忠心塔的来历原本就是一座烈士塔。而且，这座烈士塔，就建在土匪窝前，也是一座镇塔。而以此塔为中心，才扩建公路，才有柳家乡的中心区域。烈士塔是如何炼成的?此事在父亲的回忆录中看到。事情发生在解放前夕。柳家乡周边与四县交界，东南过东沙河、浑水河同盘山县的后屯村相邻；东北部隔河与台安县的四泡子村相邻。北部与黑山县曹家村、后腰路子村相邻。在解放前后的百年间直到1960年以前，小赵家屯和尚驿站以东、卢家村以南，都是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因其荒蛮偏远，所以在解放前这里自然成为土匪出没的地方。

        那时候的土匪头子有匪号占山好、占北、松山人、振东、大海子、二海子、陈德春等。这些都是柳家出身的土匪，因柳家本乡地区人丁寥落且贫困，所以他们多数在外地区做案，从事劫道、打家劫舍、绑票等行当。王振东和陈德春在1947年曾经投降到共产党领导的盘山县高升镇的区政府，由于刚刚解放，高升区财政比较困难，不能满足他们土匪习性的生活要求，所以在一天夜里，他们反水，打死了东亚区长和他的警卫人员，占领了高升区。王振东自任保安队大队长，陈德春任副大队长，在高升区过了两个多月的花天酒地的生活。直到解放军正规部队开来，他们不敢抵抗，就在当天夜里撤出了高升镇，返回柳家老窝。

        不久之后，王振东和两个部下富成祥、吴占臣正在柳家的于四家休息，线报说来了两名解放军后勤部队的战士，受命到柳家买菜买猪。由于那时农民养猪的很少，他们没有买到猪，也没有集市可买菜。他们各背着一杆三八式步枪，准备上路回部队。王振东和富成祥、吴占臣等土匪在小土匪引导下，尾随在两名军人后边，悄悄跟踪到荒草甸子边上，突然掏出手枪，打黑枪把两位解放军战士枪杀。拿走两杆三八步枪后逃之夭夭。

       可惜两位战士，也有人说是两位侦查员，被土匪黑枪暗杀。盘山县政府和解放军一起，把这两名烈士安葬在柳家的西边。解放初期，乡政府把烈士的遗骨，迁到改自匪首王占山大院的乡政府门前，并建立了烈士塔，镇压柳家的匪气。

       这些袭击解放军的土匪都没有好的下场。王振东被解放军连续追捕，在一个马架子里自杀。他的部下富成祥和吴占臣等被盘山县政府在1949年初逮捕，在高升区地方开大会公判死刑，当场枪决。

        此座烈士塔存在近二十年后，文革忠字塔方兴，各地争相兴建，柳家乡便将此烈士塔更名，且重新隽刻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塔，因有烈士英灵在其中，还发生过显灵的事。就是在星月无光的漆黑夜里，偶会看见两名解放军战士，那两位被土匪背后枪杀牺牲的战士，就在塔的二层座上，背向巡逻，似在防备敌人的袭击，枪上的刺刀闪耀寒光。后来，乡政府将烈士骨灰迁入北镇烈士陵园，显灵之事再无。大概是烈士不甚喜欢当年自己白白牺牲的所在吧。

       忠字塔塔高17.5米，塔宽5.5米，是当时全乡最高的建筑物。柳家乡重大的节假日时，忠字塔自上而下挂起了串串彩色灯泡和各色彩旗，晚上更是鲜艳夺目，在很远的旷野都能看见。在六、七十年代，忠字塔是本乡的最著名地标，改革开放后设立了自县城而来的长途汽车站的一站。粉碎“四人帮”后的七十年代末期，忠字塔上的毛主席像被改为各种奋发向上的标语。 到八十年代末，县财政支持改为自来水塔。再后来，柳家乡又择地重建了更大的水塔。再后来，县道升级为省道，这座老塔成为短视者的眼中钉，于是忽然就被拆掉了。如今，在原烈士塔或忠字塔的位置，已没有了任何记号。后来省道派生出十字路口，塔的原址几不可寻了。童年无数次的上塔，烈士的多次现身，都已经成为人生长河中短暂而难忘的记忆了。

                                                                                       第四件事，胡子夏国威恩仇记。

        柳家地区的夏家岗子是一个五十多户人家的一个屯，屯子正中间相邻居住有周、夏两户人家，相邻多年，和睦相处。西邻夏国威居住着一间马架子房，家中无地，靠扛活打工过日子，家有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儿子，生活过得比较艰苦。东邻居住的是周家。周文魁年近四旬，有两子两女，大儿子已经十几岁，小的女儿已三岁。家中有草房三间，土地三垧四十五亩，有马骡子若干，有大铁车一辆，在当地也称得上是个富裕的乡绅人家。

         夏国威由于生活困难，就外出当胡子，一去两年没有音信，家中妻儿比较困难。邻居周文魁就经常去看望，有时也资助些粮米。虽然有些相邻的帮衬之恩，但一来二去，周文魁霸王硬上弓，就和夏刘氏好上了。

         1947年，当时是国共内战时期，夏国威在外闯三年才回到家中，看到儿子已有四岁，妻子还是那样动人。夫妻见面难免有一种离别后相逢的温情，妻子问丈夫：“几年来你在外干什么来的，挣回多少钱来？”丈夫说：“实不相瞒，我在外做的是黑道上的买卖，还打过日本人，分得一些钱。这回有了钱，咱也要盖三间房，再买些地，咱也安稳地过日子吧。”他又问妻子：“这三年你是怎么过的，真难为你了。”妻子说：“我是靠借讨过日子，为了咱的儿子，也算过过来了。”

         夏国威回来后即盖了房，又买了地。但是，也许是当胡子留下的习惯，在屯里他经常打架斗殴，被乡民视为“高草”，就像个地痞流氓，屯里无人敢惹。

       忙完盖房置地的大业，夏国威颇有功成名就之感。但是，有一次外出回来，发现妻子在家中正在跟周文魁干那事。周文魁当场被抓了现行。夏国威说：“你奸污我的妻子，你该怎么办？”当时周文魁答应给他五石高梁了结此事。他说：“你已跟我妻几年，这点粮食怎能完事，你还要另给我一垧地才算完事。”周文魁当时也答应了他，说：“你得放我回去，我得回去准备一下，好付给你。”夏国威也不怕他不给，就放回他回家。

       几天过后，见周文魁没有答复，夏国威就气哄哄去到周家，周文魁夫妇都不在家。那年周的大儿子已经娶妻，他进门一看，只有他的儿媳一人在家。夏国威问：“你公婆去哪了？”儿媳说：“去舅舅家去了。”这时夏国威见他家中无有别人，就产生了邪念，也带有报复心理。他当时就和周家媳妇说：“你公公跟我老婆干那事已几年了，他到现在还不给我说法，我看今天你就跟了我吧，今后咱两家也就谁也不欠谁的了。”说着就动手拉这女人。女人怎么也不相从，所以就撕打起来。夏国威三旬刚过，身强力大，女人怎是他的对手，不一会就被制服。完事后，他对周家儿媳说：“明天我还来，有时间你就得跟我。”

        夏国威当过胡子，屯里人谁敢惹他。 周文魁夫妇和儿子回来后，儿媳也没有隐瞒此事，把夏国威说的话都一一说了。周文魁在屯里也是个乡绅级的头面人物，他欺负别人尚可，哪能容忍自家遭受侮辱。

         周文魁一听，真是气得不得了，对老婆和儿媳说：“你们不要管了，我想办法把这个无赖除掉”。周文魁说到做到。当天夜里他就找了些人，尤其是夏国威欺负过的富户，拿着棍棒到他家里，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他们商量，一不做二不休，这些人竟然捆上夏国威押到夏家岗子东北的一片大草甸子上，就地活埋。

        周文魁想起夏国威还有个五岁的小儿子，就要大家斩草除根，得把这小孩除掉。所以又带着人到他家里抓小孩。进屋一看小孩不见了，夏国威的老婆说：”周文魁，你还要干什么？想要我的命你可拿去。”周文魁还没有想要这女人的命，所以就带人走了。原来他们西边有个小学校，当时的校长叫于树仁，听说周文魁杀了夏国威，还想把他家的小儿子除掉，于校长了就来到他家，把孩子救出放到他夏家后园一片南瓜地叶子下面。当时这孩子没有哭，他们没有找到才保住了一条命。

        国共内战时期，此次杀人事件，无人过问。除掉夏国威后，当时的夏家岗子暂时还算平静。半年后，夏国威的弟弟夏国武作为国民党中央军带兵的军官来到盘山县驻扎。托人回家问讯，了解到自己的哥哥被周文魁杀害，怒发冲冠。次日就带着一连兵来到夏家岗子，将周文魁和杀害哥哥的几个人全部捕获。声言自己哥哥夏国威虽然当过胡子，但也是抗日的英雄，被周文魁等人杀害，是冤枉的。当时召集柳家各屯的老百姓参加。把周文魁几人带到夏国威的坟地，叫他们都跪在坟的前边。

       夏国武命令周文魁几人披麻带孝，并在夏国威坟的四周爬行。一边爬一边还得叫夏国威是爹。周文魁喊“夏国威是个爹”，因为“是”和“四”同音，所以夏国武就喊：“不许喊四个爹，要喊爹就行。”所以周文魁几人就在坟的四面爬行，一边爬一边喊夏国威“爹”。

       爬完四圈，夏国武亲自枪杀了周文魁，其余人等放回。旋即带兵返回盘山。

       后来，夏国武在内战中战死，夏国威的儿子后来带着母亲远走盘山。

                                                                          第五件事，乡绅刘老记的最后人生。

        父亲说，刘老记万难预料，他将死于胡子之手。只是，刘老记的死亡，却是在胡子式微之时，却是在反动派肃清的前夜。

        刘老记是柳家宇宙屯的头面人物，是一个本屯大事小情都能帮忙的人。此人是宇宙屯的一个土秀才，家有铁车一辆，骡马五匹，土地数十亩，在他们屯里也算得上是个财主和乡绅。此人热心屯务，宇宙屯的事，只要找他，都能想办法办到。在本村的人缘很好。但他也爱交些绿林朋友，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经常有些土匪到他家吃饭住宿。在黑白两道上，刘老记也能说得上话，也从不招惹各路土匪。绿林黑道上的这帮人对刘老记的感情很好，由于经常吃住在他们家，所以这些人对刘老记是从不侵犯的。

        1949年6月，那时辽西解放，地方已建立了村政府，可是匪患未绝。那天傍晚，从外地悄悄来了一伙土匪，号称是朝阳地方人，这伙人大约有十人左右，秘密地找到刘老记家住下。刘老记还是给他们做饭吃，安排了住处。他们吃饱后就睡觉。

        半夜时，土匪全体起来，直接到刘家的马圈牵马。这时刘老记早已起来，象以前对土匪一样，商量说：“朋友，你们不能这么做。你们要走，我不挡你们，需要吃穿的东西，我给你们，但你们不能牵走我的牲畜，春天正需要下地干活啊。”

       可是这伙人是边外胡子，无理可讲。也不管你刘老记以前是何许人物。他们一言不发，直接对刘老记开了一枪，当时就打到肚子上。刘老记挣扎着对这伙人说：“你真敢打我，我刘老记一生遇着多少黑道上的人，要吃给吃，要喝给喝，要穿给穿，没有遇着你们这伙人，是边外的胡子，真不给面子。”说着这句话，刘老记倒地死了。

        这伙土匪落荒逃跑。这时刘老记的两个儿子也已起来，一看父亲被胡子打死，全家人都起来了，又找来了左右邻居。大伙想了办法，就安排人去村里和区政府报告情况。那时区政府有了自己的武装，地方村有村武装队长。马上对这伙土匪严加封锁。土匪抢走两匹马后，就往西而逃，在逃到西边的吴家村时，被地方武装包围，当场击毙五人。其余五人被抓住。几天后，五名土匪被押往盘山县，后被县政府宣判镇压。

                                                                                    第六件事，匪首王岳东记。

       柳家乡是位于盘山县西北，黑山县东南，台安县正西部的一个小乡村，是辽宁省辽西地区最小的乡村。她由数十个自然屯组成，下辖青堆子村、八家子村、官营子村、柳家村、柳东村、夏家村、宇宙村、新风村、卢家村。乡政府所在地建在柳家屯东边的大赵家屯，建筑地址是原解放前的土匪头子王岳东的五间平房。

       王岳东出身也是一个贫民的家庭，在解放前的日伪时期，家庭生活贫困，自己声称出外经商做买卖，回来后说做买卖挣了钱，买了些土地，盖了五间大平房。家中有妻子和两个儿子。王岳东每年都是种完地后外出做买卖，到秋后才回家，能挣一笔钱来养家。冬季无事干，有一次，王岳东来到东赵家李少清家，赌钱推牌九，不小心把手枪掉下来。从那以后，大家才知道王岳东做的不是一般的买卖，而是干的绿林道上的买卖。后来才知道，他每年到内蒙通辽地区干事，从不在家乡地方做事，所以当时当地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后来日本投降，国共两党内战，他本人也公开了身份。从此也在家乡以外做些事，但从不在本乡做案，所以他和本乡村人民的关系还是很好的。过去有这样一句话，叫兔子不吃窝边草，所以王岳东是从不在家乡做案的。

       王岳东的匪号振东，也叫东洋，他从事的是打家劫舍的绿林行业。他本人不依靠官府，据说在日伪统治时期还打过日本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和官府做对。

      在柳家即将解放时，王岳东又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做对，公开袭击八路军。被八路军围歼，手下死的死，降的降，只剩下他孤身一人，被追到柳家西南的马家屯里。最有他只剩一颗手枪子弹，在屯里老马家的下院内自杀。从那以后，王岳东这一股土匪就在柳家地区彻底覆灭了。

                                                                                        第七件事，匪首陈占北记。

        解放前，柳家是土匪出没的地方。那时候的土匪头子有匪号占北、占山好、松山人、振东、大海子、二海子、陈德春等。这些都是柳家出身的土匪，因柳家本乡地区贫困，所以他们多数在外地区做案，从事劫道、打家劫舍、绑票等行当。

        陈占北的名号很大，但在绿林中常常以大欺小，也得罪了一些人。一次在柳家官营子给自家弟弟大办婚事，请了不少绿林朋友。但是，陈占北在本地隐瞒土匪身份，装作良民，以为人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号。所以在婚宴上，疏于防备，自身没有带枪，被两名不明身份的也来参加婚礼的青年用手枪逼住，绑架而走。在场的绿林人由于都没带枪，谁都没敢解救。

        陈占北被那两个青年绑架到东边大荒甸子，当场枪杀。打死占北后，这两个人就去无踪影。远远追踪过去的人也没有找到。后来有人说，占北以前绑架过人家的土匪头子，还撕了票，所以这两个人是找这个机会来报仇的。

                                                                                        第八件事，土匪盘二海记。

       1948年，土匪盘二海考虑到自己血债累累，共产党不会放过自己和哥哥盘大海，要求哥哥和自己一起走。见盘大海留恋妻子，犹豫不决，他当场拿枪要打死嫂嫂。大海不想走，用身体保护了妻子。二海临走时落下了一句话说，你以后一定要死在你的小老婆身上。

      盘大海和陈德春是在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被判死刑，在官家屯西边大荒甸子执行枪决。当时陈德春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大骂共产党，后被把嘴堵住，拉到刑场枪决的。盘大海被镇压后，他的小老婆又嫁了别人。二海子逃往黑龙江隐居后，娶妻生子，在那里还担当生产队队长。

     1966年，盘二海被查出历史问题，逮捕后，押回北镇柳家开了公审大会，判了无期徒刑，保住了一条命。据说在1980年获释，回到黑龙江和妻儿团聚，安度了晚年。

                                                                                    第九件事，土匪任玉卜为妹复仇记。

       父亲讲到，在解放前的1947年春天，国共两党内战时期，辽西地区的广大农村，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但是，偏僻乡村的人们，还依旧过着自己的日子。

        那天，一位十六岁的姑娘任小兰将要出门，她要抄小路去高山子看望十五里地外的姐姐一家。她是尚驿站屯道北老任家三闺女。任家老夫妇有两子三女。大儿子任玉卜在盘山上学，因战争不能继续读书，回家居住，被屯里人称为任大学生。二儿子任玉全年幼在家，大女儿二女儿均已出嫁。三女儿任小兰已年方二八，俏丽多姿。她征求父母同意，带着一个小包，包内装的是随身衣物，顺着门前大道往西行走去高山子二姐家看望。那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步行。姑娘告诉父母她准备的路线是，路过柳家孟家屯，过狄家屯大壕沟，往西北走毛毛小道，奔高山子去姐家。姑娘是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出发的，她笑着和父母挥手再见，说过两天就回家。

        五天之后，任家姑娘还没有从高山子姐家回来。父母惦念，实在放不下心。老汉任老魁就起身去高山子女儿家探望。两个来小时走到二女儿家后，没有看到任小兰，就问二女儿说：“你三妹五天前来你这里，我今天来怎么没有见到呢？”二女儿说：“我三妹根本没有来到我家，父亲来这怎说此话。”任老魁觉得意外，就要马上动身回去找任小兰。二女要给老父做饭，任老魁说：“我不见你三妹，我怎能吃下饭。”马上动身顺路回去找女儿。

        返回路上，任老魁压抑自己的焦虑，他非常细心的查看道路情况。在四段村和壕头子屯找人打听女儿的下落，问村屯人有没有见到十六岁左右的女孩。查找无果，就顺路继续东行。

        在走到孟家东北处的狄家大壕时，他突然发现，壕沟深处有一块地方，没有长出青草，土是新的。当时正是开春杂草丛生时节，发现这块没长出草来。任老魁就蹲了下来，用手扒土，扒着扒着，就发现了一具女尸。扒出来仔细一看，正是自己的女儿小兰。

        当时任老魁嚎啕大哭，半晌后他冷静下来。为了给女儿报仇，就仔细查看女儿是怎么死的。细细一看女儿衣冠不整，下半身赤裸，脑部有伤，是被用农具锹镐打死的。老任头看罢多时，他主意坚定，就把女儿放进坑内，用土重新盖好，然后慢慢顺道回柳家去。

        到了孟家屯，见人就问，几天前有没有见到有人拿着锹镐向狄家大壕而去。当时问到一个小孩，名叫刘凤山，他说：“几天前我去狄家大壕沟放牛，大约在上午巳时左右，我走在半路，就看到柳家的任玉生扛着一把镐从狄家大壕沟沟里出来，走在田间往柳家方向走去，没有走正道，他慌慌张张的。当时我就到狄家壕沟去放牛，见到壕沟有一块新土，我也没想什么，就顺沟往北放牛去了。任老魁一听，心里就明白了，杀害自己女儿就是这个任玉生（外号叫任大牲口）。任玉生当年三十多岁，光棍一人，住在柳家段屯里的一间马架子里，是自己远房家族的侄儿，真没想到强奸和杀害自己女儿的竟是家族侄儿任玉生。

        当时任老魁气的大骂任玉生不是东西，禽兽不如，气的晕倒在地，被人救起送到尚驿站家里。大儿子任玉卜问父亲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气得这样。老父亲哭着把三女儿被任玉生害死的情况细细地跟家人说了一遍，全家人都大哭一场。大儿子是一个有文化知识的人，还特别聪明，哭后说：“都不要再哭了，要想办法为妹妹报仇。首先安排人看住任玉生，不要让他跑了。第二是我今晚连夜赶路去盘山县写状告任玉生。”

        那时盘山县还是国民党管的县政府，任玉卜早上就到了盘山县，县衙一开门就去告状。当时县长接到状纸一看，再看一眼任玉卜，是一表人才。一问此事，说的条条是理。问此状纸是何人所写，任玉卜答是鄙人所写。看此状字句清晰，写的很有条理，有理有据。当时的县长名叫张明理，就告诉任玉卜说：“你马上回去，要注意任玉生，不要让他跑了，我马上派人去逮捕他。”

         任玉卜回到家后，把此事向父母亲一说后，就来到柳家，知道大牲口任玉生没有跑，因村里人谁都很气愤，无人把这事告诉他。时间不长，县里骑着马来了两名警察，把任玉生逮捕，绑在马后就带到县政府，圈在大牢内。此日县府升堂审问，县长张明理大喝一声：“堂下何人，报上名来。”任玉生答道：“在下名叫任玉生。”“你身犯何罪，可要如实讲来。”任玉生答：“小民不知身犯何罪，叫我可讲什么？”“有人告你在孟家西北狄家大壕沟内强奸少女，你可如实讲来。”他答说：“我决无此事，是有人陷害于我。”县长再三推问，就是不招认强奸杀人的罪行，县长就命令用刑。任玉生身强力壮，知道招认难逃一死，就咬牙挺住，怎么用刑就是死不承认。县长就命令手下把任玉生圈进大牢内，暂时没有审理。

        不久，解放军击败了国民党军队，解放了盘山，县长与手下都随中央军逃亡别地，牢房没人看管，任大牲口任玉生等犯人都逃出牢房。

任玉生光棍一人，逃出大牢，应该远逃他乡去躲避。但是，他胆大妄为，竟敢明目张胆地回到自己的家里，逢人就说：“在县衙用多少大刑我就是没有认罪，最后用猪鬃插下边，我还是不招认，县长没办法，就把我放入大牢。没想到解放军来了，我逃出大牢，就回到家里，看任玉卜能把我怎么样。”话传到任老魁和任玉卜那里，他们真是气得七窍生烟。

         那时县政府已经空置了，所以任家无处伸冤。为了给妹妹报仇，任老魁的大儿子任玉卜一气之下，就走入绿林，当了胡子。任玉卜有文化有头脑，当胡子后，就拉了一伙人，自己当上大当家。之后，他就带领弟兄来到柳家段，把任玉生从家里抓住。当时任玉卜就派人找来柳家屯的三名头面人物，找来纸笔，亲自审问任玉生，说：“你是家族大哥，你可把你所作所为之事如实说来，我可念在咱是一个祖宗的份上，放你一条生路。你如要不讲实情，你所做之事已成为事实，我就马上枪毙你。”任玉生细细一想，这事已经成真，在县府大堂上我能抵赖，可在族弟任玉卜面前就不敢说假话了。不说是死，说了或可留下一命。所以他就把那天怎么杀害任小兰的真实情况如实讲了一遍。

         那天是阴历三月十七日。任玉生独自一人背个粪箕了，拿把粪叉子， 来到南边道上拾粪。顺路正往东走，看到对面走来一个拿小包的年轻女子。那女孩上身穿的一件红花兰地的布衫，下身穿的是仁丹色长裤，长的是亭亭玉立，身材修长，从远处一看就非常好看，是一个妙龄少女。来到近处一看，脸面长得非常好看，一双大眼双眼皮，一笑两个酒窝。任玉生还没有回过神来，少女一笑说：“大哥，你也来拾粪呢。”这时他才仔细一看，才知道是自己的族妹任小兰。当时小兰说我去高山子二姐家，就动身往西而去。任玉生就看小兰的背景，真是长的亭亭玉立，楚楚动人。自己是一个年过三旬的光棍汉，没有妻子，还没有做过和女人的那种生活。见到小兰后，他就一直用眼叮着小兰往西而去。虽然小兰是家族远方妹妹，他也收不下心来。他鬼迷心窍一般，飞奔着回到家里，把粪箕子放下，拿把镐就奔后地而去。

        他知道了小兰的目的地，就抄了更近的路，穿过大田，直奔狄家大壕而去。到了狄家大壕一看，任小兰还没有到这里，就在这里等了一会儿。小兰到了这里一看说：“大哥，你又怎么来到这里？”任玉生说：“我对你一个人走路放心不下，所以我就抄近路来这里等你。”说着就拉小兰坐下呆一会。小兰说：“大哥你尽管放心，我一人走路不害怕，光天化日之下，我不害怕，你回去吧。谢谢大哥，我得马上赶路去姐家。”说着就要走。这时任玉生就变成了狰狞的面目说：“小妹，我非常看上你了，你不要走了，这里无人，就在这里陪陪哥哥吧。”说着，就一把将小兰拉倒地下。小兰一看，这个哥哥不怀好意，就想挣扎着逃跑。任玉生一把拉住这个弱小的女孩，把小兰按倒在地下，扒下下衣。完事后说：“妹妹你不要和别人说，你可以走了，去高山子姐家去吧。”可是任小兰被强奸后，气得不得了，说：“你是牲口，不得好死。”哭罢多时就说：“我回去后就告诉我爹和哥哥，一定找你报仇，你等着吧。”说完就拿包往回走。这时任玉生一想不好，她要回家告诉爹爹哥哥，准来找我算帐，我决没有好的下场，我的性命难保。所以就想到一不做二不休，就大叫一声说：“妹妹你不要走，我送你回老家去。”说着就把小兰拉回到壕沟中间，按倒在地，用镐头猛打头部。打到两下后，一看小兰纹丝不动了，一摸鼻口不出气了，已死了。他又进行了奸尸一回。然后就在身边就镐头挖了个坑，将死尸扔到坑下，扒些土埋上。

       任玉生交待完做案的全过程，任玉卜已经气得眼冒红光，好长时间没有说话。最后说：“三位乡亲，你们都听到了，我把他的交待都写在纸上了，给你们保管，将来为我做证。任大牲口禽兽不如，我岂能容他活在这个世上。”说着就带领着胡子弟兄们，把任玉生拉到东边的大草甸子上，当场枪毙，为自己的三妹报了仇。任大牲口强奸杀人一案至此告一段落。

       任玉卜为自己的三妹报仇后，还是做绿林生意。他是有文化之人，按照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从不在家乡附近做生意。他的父亲在双家村给他订门亲事，女方的父亲姓苏，姑娘叫苏小丽，年方十八岁，任玉卜已年方二十岁。任苏两家都同意两人结婚，于一九四七年末两人结婚，夫妻恩爱，一年后生有一子。

       被枪毙的任玉生，老家是朝阳市建昌县。他有个弟弟任玉财，在那里也是干绿林买卖，是个大当家的。他听说大哥任玉生生被任玉卜杀死，就不问缘由，决心复仇。1948年2月4日，任玉财由建昌坐火车到高山子，一共来五个人，下火车后就由高山子徒步来到柳家，找到任老魁家。任老魁有两间草房。大儿子结婚住在双家，常年不在家。任玉财来报仇那天，任老魁的老伴正好带小儿子去了双家女儿家里。任老魁家里睡午觉，听到有人打门，他从窗户眼往外一看，在门外站有五人，有一个认识，正是远方族侄任玉财，其余四人不认识。看到每人腰间都有手枪，暗说不好，一定是来为任大牲口任玉生报仇来的。他赶紧下地，连鞋子都没有穿，就从后窗户跳出逃跑。几个胡子一看没有开门，就把门撞开，屋内无人，从后窗一看，有一人正在往北跑去。任玉兰就下令给我追，他们五人就一边追一边打枪，大喝站住。任老魁听到打枪也脚不停地，后边枪声不断，子弹在身边乱叫。他不顾一切地往北跑去，进小赵家屯后，就从陆春林井沿跑过去。跑到后街闫福庭家，穿门而过，从老闫家后门跑过去，从后边慢地往十里外的双家村跑。一气跑到双家女儿家，告诉妻子女儿全家和儿子赶快躲到别家，通知儿媳也要躲出去。

        任玉财五人追到小赵家屯的前边，也不敢往屯里追，用枪也没有打中任老魁。任玉财骂了一句，这老头真他妈命大，叫他跑了，此仇以后再报吧。就撤回到了任家草房内，查看屋内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放火把两间草房烧掉。他们五人怕碰见解放军，也未敢去双家村搜查任家的人，就马上撤走，没有敢去高山子车站坐车，而是到西边的青堆子车站坐车撤回到建昌去了。

        从那以后，任家就不敢在尚驿站后边住了，而是搬到双家去住了。

        任玉卜回家看望父母，听说建昌来了五人要为任玉生报仇，父亲差点没被打死，他听到后就不敢离开家乡，保护父亲。他说任玉财胆敢再来，我要叫他有来无回路。

        1948年末，柳家建立村政府，归盘山县四区领导。任玉卜也金盆洗手，不再做绿林的买卖了，在双家也分得了土地，一心一意务农为生。1951年，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任玉卜因干过土匪被逮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妻子苏小丽常去狱中探望。1965年，任玉卜提前出狱，就业在五大队劳改队的工厂。因工作干的好，被安排在工厂车间当主任。后来妻子带着儿子和丈夫团聚。老汉任老魁活到八十多岁去世。

                                                                                      （三）外祖父口述

       外祖父的二哥陆春林，曾经加入过胡子行列。外祖父陆春安九十高龄过世前，曾经向我们讲述了许多辽西土匪抗日的陈年旧事。

        第一件事，日本人杀胡子。实际上很多胡子是辽西抗日义勇军。外祖父当时十几岁，他们被驱赶到盘锦高升街刑场上，看到日本人用小军刀处死胡子。十多个胡子们，被五花大绑，在高升街上站成一排。日本人也不用枪，就用战刀，当众砍头。那时胡子多是穷苦的农民，打家劫舍也杀日本人。胡子们没有一个哭喊和求饶的。

        第二件事，义勇军围攻日本人。一小队日本人被义勇军追赶，一路上杀了十多个日本人。最后残余的三个日本兵退到一个大壕沟里，正面防守。日本人枪打得准，一枪一个，几十个人围攻，死伤了十六七个人，就是打不下来。当时日本兵属于早期关东军，训练有素，而义勇军多是胡子出身，属于散兵游勇，有的还是刚拿枪的农民，武器不行，连手榴弹都没有。因为伤亡甚大，又听说日本人增援正在赶来，就无奈撤退了。

        第三件事，义勇军袭击高山子车站。车站里有两挺歪把子机枪，三十多人半天围攻不下，正在胶着。突然，日本骑兵从大虎山车站增援过来。义勇军抵挡不住，一路转移，终于在夏家屯被合围，全体壮烈牺牲。据外祖父讲，打仗可不是总能胜利的，组织进攻高山子就是一次失败的战斗。没有速战速决，又不掌握大虎山有日军骑兵的情报，吃了大亏。因为义勇军是从高山子的山上突进车站的，后来日本装甲运兵车，连续向山上开炮。那个年代，山上都是松树，日本人轰倒大树，引发了山火。及至村民们等日本鬼子走后救火，已经烧的差不多了，最后只剩下孤灵灵的山头。

         第四件事，红胡子来历。东北出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但在过去东北的另一“特产”也举世闻名：土匪。在广袤的黑土地上，这些土匪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有句歌谣形容土匪的生活：“当响马，快乐多，骑着大马把酒喝，搂着女人吃饽饽。 ”早年辽西土匪一般都用土枪，平时枪口处堵一木塞，木塞上系着红缨。当要射击时，土匪便将木塞取出衔在口中，远远望去就像长了一绺红色的胡子，所以人们就称土匪为“红胡子”。

　      第五件事，土匪黑话。土匪内部与帮伙之间以黑话流通，是不是自家人、道上人，只凭黑话便可辨认。土匪内部有严格的分工，其职务的名称也是黑话。“炮头”负责指挥打仗，多由富有战斗经验的人充任。“水饷”相当于卫队长，负责保卫大当家的和匪巢。“八门先生”相当于参谋，一般都会算卦，土匪的行动经常根据占卜算卦来决定。“粮台”相当于军需、主管会计，负责管理帮伙内的财物。探子称“放线”；看管人质的叫“蓝把子”。张作霖早年落草的第一份差事就是做“蓝把子”。“蘑菇溜哪里？什么价？”就是问：“你是哪里来的？干什么来了？”“看皮子，掌亮子，备好海沙混水子，小尕子压连子，是空干还是草干？空干啃富，草干连水，不空干不草干，来个草巻儿，掐着台拐子”，翻译成老百姓话就是：看好狗，点上灯，准备好食盐和豆油，小孩子给我遛马去。渴啦还是饿啦？渴了喝水，饿了吃饭，要是不渴又不饿，那就巻上一根烟，坐在炕上抽去。

        可以想象，当年土匪已经泛滥到何种程度，竟然有了一套完整的“语言体系”。

         第六件事，“老北风”抗日。日本人土肥原贤二，有个外号，叫“土匪源”。从日俄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土肥原贤二长期在东北从事武装土匪、发展土匪的任务，与东北的各地土匪保持密切的交往，向土匪提供大批的枪支、金钱，以便关键时刻能为己所用。让土肥原贤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土匪领枪领钱时信誓旦旦，表示一定要为大日本帝国效力。但真想使用时，这些土匪们却掉转枪口，加入到抗日的阵营中。辽西有个巨匪张海天，绰号老北风。据说因为他擅长蹲着跑，其快如风，故名老北风。过去数年中，土肥原没少在老北风身上下功夫，要枪给枪，要钱给钱。“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派大汉奸凌印清来找老北风，让他率部归顺日本人。与此同时，张学良也派人找到老北风，劝他擒奸抗日。张海天对张学良派来的人说：“虽然少帅过去派兵打我，但我没话说，你是官，我是匪。但小日本来了就不行，因为我是中国人。”张海天决定诈降，再找机会拿凌印清开刀、祭旗。1931年11月3日清晨，天降大雾，张海天突然率部突入凌印清盘踞的三道沟。一枪未放，生擒凌印清和日本顾问及伪军200余人。像老北风这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土匪不在少数，“九·一八”事变后活跃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大部分由原来的土匪转化而来。就是抗联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是绿林出身。

         从外祖父的讲述中，我对辽西的土匪既往，有了一点新的认识。《诗经·小雅·棠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每有良朋，烝也无戎。”无恶不作的辽西土匪，在国难当头，很多人加入了义勇军，为抗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也是他们人生中唯一的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