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影之柳家胡子史
2018-03-25 10: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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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南大荒”土匪改造记

   辽河三角洲曾经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和芦苇塘,被称为东北的“南大荒”,这片南大荒,就包括了我的故乡,位于北镇县与盘山县、台安县交汇处的柳家地区。

         据辽西作家佟伟追述,早在上个世纪初,南大荒是关外有名的匪县。特别是1945年光复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北镇、盘山境内仍然遍处是土匪(也称“胡子”),多达千余人。他们打家劫舍、烧杀绑架,使老百姓生活在恐慌中。土匪们还依仗国民党的支持,和当地地主武装结盟,经常攻打农会,袭击解放军和土改工作队,杀害了不少土改工作人员和农会干部。其中,中共盘山县工委副书记、县武装大队政委张永利也是被他们杀害的。他们破坏了人民民主政权和解放事业,抢走了胜利果实,企图颠覆新生政权。

  为巩固新生政权,1948年3月至7月,盘山县公安部队出动干警300余人(多是翻身青年),配合解放军309团进行剿匪。当时执行的是“打击主要,争取次要,投降宽大,立功受奖”的政策。斗争中,在首战即击毙土匪101人,后共俘获土匪296人,送辽南公安处集训,为全县的安全与稳定奠定了基础。但到了10月26日,也就是辽沈战役期间,我军经过两日一夜激战,全歼国民党精锐部队——廖耀湘兵团10万人,并生俘廖耀湘,全国解放曙光在望时,盘山境内又有零星土匪开始活动。为了彻底清除匪患,迎接全国解放,保护胜利果实。县委指示公安部门再一次对土匪进行彻底的清除。

   1949年1月,刚组建不久的盘山县公安局(1948年7月组建)根据县委指示,决定对抓获和招降来的316个土匪进行教育改造。第一期集中76人,第二期集中160人,第三期集中80人,当时称“改造训练班”。并抽调三名干警具体负责此事。其中从治安股抽调了颜世洪,从审讯股抽调了王守业,从政保股抽调了娄凤义。“改造训练班”设在县公安局东侧富商杨阁忱开的大车店(今双台子区东风农贸市场附近)。

   这316个土匪如狼似虎,杀人如麻。随时可能组织暴动、组织抢枪杀人,颜世洪等同志感到责任重大。但他们面对这群土匪,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对他们对症下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向他们不厌其烦的讲我党我军的政策,讲我党如何推翻三座大山,如何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讲土匪横行对老百姓的危害。颜世洪和同志们在办班期间,对土匪的饮食、睡觉、学习、劳动等方面都安排得极为周到,还经常找一些思想有顾虑的土匪谈心,费尽心机。他们长期忙在那里不回家,工作上废寝忘食,每天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一点都不敢疏忽。

   很多土匪都是穷苦出身,多是因境内水患频发、苛捐杂税严重,更受不了官府威逼、地主恶霸的欺诈,才被迫当的土匪。他们被颜世洪等人的教育所感化了,感到政府把他们当人看了,奇迹也随之出现了。很多土匪都主动坦白罪行,决定痛改前非,还积极检举揭发他人。通过这些,颜世洪等人已查清境内土匪准确情况。解放前,全县有土匪101股(也称“绺子”),千余人,他们组织严密,行动诡秘。其中,“大拦把”有57人,他们即匪首,也称“大掌柜”、“大当家”,多是心狠手辣、心智出众、枪法超群之人。其中,臭名昭著的有“大本字”(王德本)、“天胜”(李旭东)、“老二哥”(李百川)、“合山”、“东洋”(王岳东)、“双全”(王铁林);“二拦把”有49人,他们是匪首的助手、接班人;“炮头”有41人,他们是带领土匪冲锋或断后的,枪法极好,多是亡命徒,是匪股中的“三把手”;“水箱”有26人,这些人是念过几年书但却落魄的文人,负责管理财务、文秘;“秧子房当家的”有32人,他们负责看守人质的,多是精明却又愚忠之人。还查明,有“匪窝”24家,“棒子手”29人,“匿匪”39人,“反动突击队”……

  土匪们还纷纷交出了从老百姓家中抢走的粮食、大车、咸盐、衣服、苇席等物资,同时还交出一批枪支弹药,其中包括部分从农会处抢走的。这些土匪在改造期间,没有一个和颜世洪他们对抗的,也没有脱逃的,所以他们也没有一个被戴手铐脚镣的。通过教育改造后,这些土匪均被释放回家种地,很多人后来还娶了媳妇。

  但到了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于7月23日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辽西省公安厅据此召开了公安局长会议,对“镇反”工作进行了紧急部署,决定于当年6月2日统一行动。

  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厅会议精神,盘山县委抽调干部到一些地方开始调查摸底,公安部门也组织力量搜集情况。4月初,对血债累累的土匪头目王德本等人进行了密捕。6月2日零时前的统一行动中,又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7月4日,县城召开了公审大会,有3000多人参加。会上当场将民愤极大的王德本、王铁林等人枪决。大洼、田家、沙岭、胡家等地也召开了公审大会……

  大刀阔斧的“镇反”工作令人民群众言情激昂,奔走相告,“镇压反革命,大家一条心”的歌谣也马上传遍全县,后来“镇反”工作继续进行,全县匪患基本消除,南大荒人民终于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二)父亲口述

         父亲李洪臣,对辽西柳家地区的胡子,进行过全景式的追忆,讲述了九件土匪的往事。

         第一件事,小胡子刘老三和刘老八。

        小赵家屯的老刘家族,是开创小屯的老户之一。老刘家子弟,很少向外定居,基本都住在小屯里。可以说,刘家是屯里的一个大户。刘家的兄弟排行,是亲兄弟和叔伯兄弟一起排。但是刘家老二和老四,小屯人从未见过。父亲说,自从他记事起,就是刘老大、刘老三、刘老五、刘老六、刘老七、刘老八。刘老大生子刘福荣,刘老三生子刘福有,刘老五生子刘福贵,刘老六生子刘福德、刘福山、刘福成,刘老七生子刘福琴。其中老五与其他兄弟是叔伯兄弟,其他兄弟都是亲兄弟。在旧社会,一二十年代出生的人,象我的祖父辈的岁数,一般情况下当胡子的都不少。那个时期的辽西一带,各地当胡子的都不少,干胡子是普遍现象。那时哪个家族都差不多有人干。有时气的被别的胡子欺负了,就说咱也干去。有时也就是跟着胡子溜达两天,最后解放后都有了污点。有时还有危险。

         刘老三大名叫刘会文,给地主扛过活。由于生活困难,也随黑道当上了一段时间胡子,那个时期他也就是个普通土匪,连枪都没有,就跟大土匪溜达,虚张声势。因为他没有出名,也没人告他抢劫,解放后政府就没有追究他。大家知道他历史有点问题,但他也不干啥,也没干啥坏事。

         解放后刘老三种上了自己的土地,由于生活节俭,家中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刘福有是两位老人唯一的儿子,他十岁上的小学,学习成绩好,中学毕业后考入黑山县高中,高中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那个年代,全柳家乡也只有他一个大学生,是当时家乡的第一个佼佼者,给他们刘家增了光,全村的人也为之祝贺。刘福有在读高中的时候,正在三年困难时期,考上大学后农村生活稍有好转。但那时农村的生活还是很困难的,一年到头在生产队挣工分也分不到多少钱。两位老人就靠养猪养鸡卖些钱来供儿子读书,一家人靠勤俭持家,兢兢业业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那时候刘会文老两口和儿媳崔秀芬在一起生活是很和睦的。为了刘福有读大学,虽说生活暂时有些困难,他们全家人也感到很幸福。”

        刘会文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用时说:“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才有我的儿子读上大学。”在那个时期,全柳家乡只有他的儿子读上大学,所以他本人和全家人都感到荣幸。

        小胡子刘老八是个大个子,擅长踩高跷。有一次过春节,他整了一个特别高的大高跷子。高高地坐在老赵家下屋的小平房上绑高跷。结果,他绑的不结实,走几步“咵”一声折断了,摔了个大跟头。1948年,接近解放了,刘老八跟柳家土匪王振东到通辽去,被人打死在那里,才二十来岁,还没有结婚。

                                                                                第二件事,房刘氏脱身记。

        辽西土匪以抢劫为主要生存手段,既然是抢就必然要动刀动枪,也必然要伤人杀人。土匪的抢劫往往是雁过拔毛式的,经常是一村一镇地抢,只要进了村,便挨家挨户抢。金银珠宝,猪马牛羊,粮食布料,针头线脑,见啥抢啥。土匪另一个重要的敛财手段是绑票。土匪抓来肉票,便开始疯狂折磨,甚至割下肉票的鼻子耳朵,以威逼家人拿钱。被绑票的人家多被勒索得家破人亡。在土匪的抢劫过程中,妇女的境遇最悲惨。土匪们除了发泄兽欲外,还残忍地祸害妇女。但是,因为柳家地区土匪颇多,往来土匪忌惮报复,对本地的祸害稍轻一些。多年来,发生过一起绑票案,最后却出人意料地和平解决了。

       1925年的秋,从东南方盘锦大苇塘来了一伙土匪,有二十多个人。听说柳家小赵家屯有个房刘氏,年龄在二十二岁左右,丈夫因与老丈人闹翻出走,几年音信皆无,所以人们都称为房寡妇。这伙土匪的头子叫占山有,是个好色之徒,听说房刘氏长得非常好看,就带人把她抢了去,带到盘山县南的赵家村,要拜堂成亲,娶个压塞的夫人。

       到了赵家后,占山有就想和房刘氏拜堂成亲,房刘氏是个烈性的女人,说什么都不拜堂,而且是大骂占山有你不得好死。到了晚间,占山有就想和她一起住,她就抓住一把剪刀,对着自己的胸部,大声说:“你敢进到屋里,我就死给你看。”占山有虽说是土匪,但是也考虑到,为了女人,出了人命也不是好玩的,在黑道上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就打消了和她同住的念头,就找屯里的妇女给说和此事,房刘氏说什么都不答应。这样僵持了三天时间,占山有还是不能得手,就想到来硬的,强行和她同居。

       房刘氏被抢走后,家中就剩一个孩子,他的妹妹就把孩子抱到自己家中,妹夫陆春林是我外祖父的二哥,于心不忍。他早年曾入胡子,也有些黑道上的朋友,一打听,知道房刘氏被占山有一伙土匪抢到了盘山县南的赵家村,想拜堂成亲,房刘氏说什么也不答应。

        陆春林就冒险亲自出面找些绿林中的朋友,又找到占山有,把事说开。占山有一看,一是想成亲,房刘氏说什么都不干,二是又有绿林中人出面说和此事,到此就做个人情,借坡下驴,就把房刘氏放了回去。

        房刘氏回家后还是像原来一样过日子,为了自己的小儿子。那时家中住的是两间草房,还是靠织布和种地来维持生活,日子过得还是很好的。房刘氏被解救回来后,她的老父亲刘老锢露也来了。看到女儿带着一个孩子过日子很辛苦,还被土匪抢去过,想到原来对姑爷子说的一些话、做出的事是有些过火了,造成女婿离家出走了,现在已经三年多了还没有回来,到现在还是音信没有,生死不定。女儿年纪轻轻的就守活寡。想到此处,不由的心里也有些内疚。刘老锢露想给女儿再找一个好人家,有了男人的依靠,也好过些安定的日子。老父亲把此事就和女儿说了一遍,当时女儿气得不得了。由于是自己的老父亲,不能跟父亲吵架发火,停了一会说:“爹爹,虽然房广田走了,生死未卜,但我已嫁到房家,还有一个儿子,我是生是房家的人,死是房家的鬼,我决不改嫁,守着我的小儿子也要过下去。”老父亲一听女儿说的话,也不能再说下去了,当天就回家去了。

        房刘氏和小儿子继续过非常艰苦的日子。自己虽然是个独身女人带个儿子,屯里的人谁也不敢欺压她,而且是有很多人看到她们母子过日子的艰苦,经常帮助干些重活。这样,她们母子相依为命,靠种地和织布,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孩子长到八岁时,又送私塾读书,后来又到夏家的官办的小学读了几年书,取大名叫房廷柱,在当时农村的孩子中,也算是很有文化的人。儿子到了十八岁,母亲又为儿子定了媳妇,女方是台安县桑树林子东大岗子村常家的女儿,名叫常风珍。财礼如数过完后,当年秋后就结了婚。有了儿媳妇,日子过得更好起来。母亲还是织布,地里的活就由儿子和媳妇来干了,房刘氏这才觉得日子过的有了劲头。

       1948年,柳家解放,房家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家有三垧土地,他们的日子在当地是中等以上的水平。不久在柳家也实行土地改革运动。房廷柱有文化,就参加了土改工作,入了党。

                                                                               第三件事,柳家忠心塔。

        小时候我们柳家公社忠心塔为砖石结构,塔身各面镌刻语录。建塔名为群众自发向伟大领袖表忠献忠,实则是各地政府行为。及至文革结束,这些忠字塔绝大部份都被摧毁拆除,个别改作其他设施。忠心塔肇始于文革,全国各地都在交通要道等重要场地建立高大的碑塔,名曰忠字塔。我们偏僻的柳家,一个北镇、黑山、盘山、台安四县交界的低洼农村,也毫不例外。文化大革命开始,乡村的平静被打破。最明显的,就是在乡政府前的交通要道,说是交通要道,实际上是最原始的交通要道一一一条县道的正中间的一点,将完整的县道分为左右两道,过塔之后又合二为一。而它又决不是一些城市环岛中的标志性建筑,因为它实在是妨碍车流。自我记事起,这里就矗立着改装后的"忠心塔"。

        此忠心塔的来历原本就是一座烈士塔。而且,这座烈士塔,就建在土匪窝前,也是一座镇塔。而以此塔为中心,才扩建公路,才有柳家乡的中心区域。烈士塔是如何炼成的?此事在父亲的回忆录中看到。事情发生在解放前夕。柳家乡周边与四县交界,东南过东沙河、浑水河同盘山县的后屯村相邻;东北部隔河与台安县的四泡子村相邻。北部与黑山县曹家村、后腰路子村相邻。在解放前后的百年间直到1960年以前,小赵家屯和尚驿站以东、卢家村以南,都是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因其荒蛮偏远,所以在解放前这里自然成为土匪出没的地方。

        那时候的土匪头子有匪号占山好、占北、松山人、振东、大海子、二海子、陈德春等。这些都是柳家出身的土匪,因柳家本乡地区人丁寥落且贫困,所以他们多数在外地区做案,从事劫道、打家劫舍、绑票等行当。王振东和陈德春在1947年曾经投降到共产党领导的盘山县高升镇的区政府,由于刚刚解放,高升区财政比较困难,不能满足他们土匪习性的生活要求,所以在一天夜里,他们反水,打死了东亚区长和他的警卫人员,占领了高升区。王振东自任保安队大队长,陈德春任副大队长,在高升区过了两个多月的花天酒地的生活。直到解放军正规部队开来,他们不敢抵抗,就在当天夜里撤出了高升镇,返回柳家老窝。

        不久之后,王振东和两个部下富成祥、吴占臣正在柳家的于四家休息,线报说来了两名解放军后勤部队的战士,受命到柳家买菜买猪。由于那时农民养猪的很少,他们没有买到猪,也没有集市可买菜。他们各背着一杆三八式步枪,准备上路回部队。王振东和富成祥、吴占臣等土匪在小土匪引导下,尾随在两名军人后边,悄悄跟踪到荒草甸子边上,突然掏出手枪,打黑枪把两位解放军战士枪杀。拿走两杆三八步枪后逃之夭夭。

       可惜两位战士,也有人说是两位侦查员,被土匪黑枪暗杀。盘山县政府和解放军一起,把这两名烈士安葬在柳家的西边。解放初期,乡政府把烈士的遗骨,迁到改自匪首王占山大院的乡政府门前,并建立了烈士塔,镇压柳家的匪气。

       这些袭击解放军的土匪都没有好的下场。王振东被解放军连续追捕,在一个马架子里自杀。他的部下富成祥和吴占臣等被盘山县政府在1949年初逮捕,在高升区地方开大会公判死刑,当场枪决。

        此座烈士塔存在近二十年后,文革忠字塔方兴,各地争相兴建,柳家乡便将此烈士塔更名,且重新隽刻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塔,因有烈士英灵在其中,还发生过显灵的事。就是在星月无光的漆黑夜里,偶会看见两名解放军战士,那两位被土匪背后枪杀牺牲的战士,就在塔的二层座上,背向巡逻,似在防备敌人的袭击,枪上的刺刀闪耀寒光。后来,乡政府将烈士骨灰迁入北镇烈士陵园,显灵之事再无。大概是烈士不甚喜欢当年自己白白牺牲的所在吧。

       忠字塔塔高17.5米,塔宽5.5米,是当时全乡最高的建筑物。柳家乡重大的节假日时,忠字塔自上而下挂起了串串彩色灯泡和各色彩旗,晚上更是鲜艳夺目,在很远的旷野都能看见。在六、七十年代,忠字塔是本乡的最著名地标,改革开放后设立了自县城而来的长途汽车站的一站。粉碎“四人帮”后的七十年代末期,忠字塔上的毛主席像被改为各种奋发向上的标语。 到八十年代末,县财政支持改为自来水塔。再后来,柳家乡又择地重建了更大的水塔。再后来,县道升级为省道,这座老塔成为短视者的眼中钉,于是忽然就被拆掉了。如今,在原烈士塔或忠字塔的位置,已没有了任何记号。后来省道派生出十字路口,塔的原址几不可寻了。童年无数次的上塔,烈士的多次现身,都已经成为人生长河中短暂而难忘的记忆了。

                                                                                       第四件事,胡子夏国威恩仇记。

        柳家地区的夏家岗子是一个五十多户人家的一个屯,屯子正中间相邻居住有周、夏两户人家,相邻多年,和睦相处。西邻夏国威居住着一间马架子房,家中无地,靠扛活打工过日子,家有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儿子,生活过得比较艰苦。东邻居住的是周家。周文魁年近四旬,有两子两女,大儿子已经十几岁,小的女儿已三岁。家中有草房三间,土地三垧四十五亩,有马骡子若干,有大铁车一辆,在当地也称得上是个富裕的乡绅人家。

         夏国威由于生活困难,就外出当胡子,一去两年没有音信,家中妻儿比较困难。邻居周文魁就经常去看望,有时也资助些粮米。虽然有些相邻的帮衬之恩,但一来二去,周文魁霸王硬上弓,就和夏刘氏好上了。

         1947年,当时是国共内战时期,夏国威在外闯三年才回到家中,看到儿子已有四岁,妻子还是那样动人。夫妻见面难免有一种离别后相逢的温情,妻子问丈夫:“几年来你在外干什么来的,挣回多少钱来?”丈夫说:“实不相瞒,我在外做的是黑道上的买卖,还打过日本人,分得一些钱。这回有了钱,咱也要盖三间房,再买些地,咱也安稳地过日子吧。”他又问妻子:“这三年你是怎么过的,真难为你了。”妻子说:“我是靠借讨过日子,为了咱的儿子,也算过过来了。”

         夏国威回来后即盖了房,又买了地。但是,也许是当胡子留下的习惯,在屯里他经常打架斗殴,被乡民视为“高草”,就像个地痞流氓,屯里无人敢惹。

       忙完盖房置地的大业,夏国威颇有功成名就之感。但是,有一次外出回来,发现妻子在家中正在跟周文魁干那事。周文魁当场被抓了现行。夏国威说:“你奸污我的妻子,你该怎么办?”当时周文魁答应给他五石高梁了结此事。他说:“你已跟我妻几年,这点粮食怎能完事,你还要另给我一垧地才算完事。”周文魁当时也答应了他,说:“你得放我回去,我得回去准备一下,好付给你。”夏国威也不怕他不给,就放回他回家。

       几天过后,见周文魁没有答复,夏国威就气哄哄去到周家,周文魁夫妇都不在家。那年周的大儿子已经娶妻,他进门一看,只有他的儿媳一人在家。夏国威问:“你公婆去哪了?”儿媳说:“去舅舅家去了。”这时夏国威见他家中无有别人,就产生了邪念,也带有报复心理。他当时就和周家媳妇说:“你公公跟我老婆干那事已几年了,他到现在还不给我说法,我看今天你就跟了我吧,今后咱两家也就谁也不欠谁的了。”说着就动手拉这女人。女人怎么也不相从,所以就撕打起来。夏国威三旬刚过,身强力大,女人怎是他的对手,不一会就被制服。完事后,他对周家儿媳说:“明天我还来,有时间你就得跟我。”

        夏国威当过胡子,屯里人谁敢惹他。 周文魁夫妇和儿子回来后,儿媳也没有隐瞒此事,把夏国威说的话都一一说了。周文魁在屯里也是个乡绅级的头面人物,他欺负别人尚可,哪能容忍自家遭受侮辱。

         周文魁一听,真是气得不得了,对老婆和儿媳说:“你们不要管了,我想办法把这个无赖除掉”。周文魁说到做到。当天夜里他就找了些人,尤其是夏国威欺负过的富户,拿着棍棒到他家里,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他们商量,一不做二不休,这些人竟然捆上夏国威押到夏家岗子东北的一片大草甸子上,就地活埋。

        周文魁想起夏国威还有个五岁的小儿子,就要大家斩草除根,得把这小孩除掉。所以又带着人到他家里抓小孩。进屋一看小孩不见了,夏国威的老婆说:”周文魁,你还要干什么?想要我的命你可拿去。”周文魁还没有想要这女人的命,所以就带人走了。原来他们西边有个小学校,当时的校长叫于树仁,听说周文魁杀了夏国威,还想把他家的小儿子除掉,于校长了就来到他家,把孩子救出放到他夏家后园一片南瓜地叶子下面。当时这孩子没有哭,他们没有找到才保住了一条命。

        国共内战时期,此次杀人事件,无人过问。除掉夏国威后,当时的夏家岗子暂时还算平静。半年后,夏国威的弟弟夏国武作为国民党中央军带兵的军官来到盘山县驻扎。托人回家问讯,了解到自己的哥哥被周文魁杀害,怒发冲冠。次日就带着一连兵来到夏家岗子,将周文魁和杀害哥哥的几个人全部捕获。声言自己哥哥夏国威虽然当过胡子,但也是抗日的英雄,被周文魁等人杀害,是冤枉的。当时召集柳家各屯的老百姓参加。把周文魁几人带到夏国威的坟地,叫他们都跪在坟的前边。

       夏国武命令周文魁几人披麻带孝,并在夏国威坟的四周爬行。一边爬一边还得叫夏国威是爹。周文魁喊“夏国威是个爹”,因为“是”和“四”同音,所以夏国武就喊:“不许喊四个爹,要喊爹就行。”所以周文魁几人就在坟的四面爬行,一边爬一边喊夏国威“爹”。

       爬完四圈,夏国武亲自枪杀了周文魁,其余人等放回。旋即带兵返回盘山。

       后来,夏国武在内战中战死,夏国威的儿子后来带着母亲远走盘山。

                                                                          第五件事,乡绅刘老记的最后人生。

        父亲说,刘老记万难预料,他将死于胡子之手。只是,刘老记的死亡,却是在胡子式微之时,却是在反动派肃清的前夜。

        刘老记是柳家宇宙屯的头面人物,是一个本屯大事小情都能帮忙的人。此人是宇宙屯的一个土秀才,家有铁车一辆,骡马五匹,土地数十亩,在他们屯里也算得上是个财主和乡绅。此人热心屯务,宇宙屯的事,只要找他,都能想办法办到。在本村的人缘很好。但他也爱交些绿林朋友,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经常有些土匪到他家吃饭住宿。在黑白两道上,刘老记也能说得上话,也从不招惹各路土匪。绿林黑道上的这帮人对刘老记的感情很好,由于经常吃住在他们家,所以这些人对刘老记是从不侵犯的。

        1949年6月,那时辽西解放,地方已建立了村政府,可是匪患未绝。那天傍晚,从外地悄悄来了一伙土匪,号称是朝阳地方人,这伙人大约有十人左右,秘密地找到刘老记家住下。刘老记还是给他们做饭吃,安排了住处。他们吃饱后就睡觉。

        半夜时,土匪全体起来,直接到刘家的马圈牵马。这时刘老记早已起来,象以前对土匪一样,商量说:“朋友,你们不能这么做。你们要走,我不挡你们,需要吃穿的东西,我给你们,但你们不能牵走我的牲畜,春天正需要下地干活啊。”

       可是这伙人是边外胡子,无理可讲。也不管你刘老记以前是何许人物。他们一言不发,直接对刘老记开了一枪,当时就打到肚子上。刘老记挣扎着对这伙人说:“你真敢打我,我刘老记一生遇着多少黑道上的人,要吃给吃,要喝给喝,要穿给穿,没有遇着你们这伙人,是边外的胡子,真不给面子。”说着这句话,刘老记倒地死了。

        这伙土匪落荒逃跑。这时刘老记的两个儿子也已起来,一看父亲被胡子打死,全家人都起来了,又找来了左右邻居。大伙想了办法,就安排人去村里和区政府报告情况。那时区政府有了自己的武装,地方村有村武装队长。马上对这伙土匪严加封锁。土匪抢走两匹马后,就往西而逃,在逃到西边的吴家村时,被地方武装包围,当场击毙五人。其余五人被抓住。几天后,五名土匪被押往盘山县,后被县政府宣判镇压。

                                                                                    第六件事,匪首王岳东记。

       柳家乡是位于盘山县西北,黑山县东南,台安县正西部的一个小乡村,是辽宁省辽西地区最小的乡村。她由数十个自然屯组成,下辖青堆子村、八家子村、官营子村、柳家村、柳东村、夏家村、宇宙村、新风村、卢家村。乡政府所在地建在柳家屯东边的大赵家屯,建筑地址是原解放前的土匪头子王岳东的五间平房。

       王岳东出身也是一个贫民的家庭,在解放前的日伪时期,家庭生活贫困,自己声称出外经商做买卖,回来后说做买卖挣了钱,买了些土地,盖了五间大平房。家中有妻子和两个儿子。王岳东每年都是种完地后外出做买卖,到秋后才回家,能挣一笔钱来养家。冬季无事干,有一次,王岳东来到东赵家李少清家,赌钱推牌九,不小心把手枪掉下来。从那以后,大家才知道王岳东做的不是一般的买卖,而是干的绿林道上的买卖。后来才知道,他每年到内蒙通辽地区干事,从不在家乡地方做事,所以当时当地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后来日本投降,国共两党内战,他本人也公开了身份。从此也在家乡以外做些事,但从不在本乡做案,所以他和本乡村人民的关系还是很好的。过去有这样一句话,叫兔子不吃窝边草,所以王岳东是从不在家乡做案的。

       王岳东的匪号振东,也叫东洋,他从事的是打家劫舍的绿林行业。他本人不依靠官府,据说在日伪统治时期还打过日本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和官府做对。

      在柳家即将解放时,王岳东又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做对,公开袭击八路军。被八路军围歼,手下死的死,降的降,只剩下他孤身一人,被追到柳家西南的马家屯里。最有他只剩一颗手枪子弹,在屯里老马家的下院内自杀。从那以后,王岳东这一股土匪就在柳家地区彻底覆灭了。

                                                                                        第七件事,匪首陈占北记。

        解放前,柳家是土匪出没的地方。那时候的土匪头子有匪号占北、占山好、松山人、振东、大海子、二海子、陈德春等。这些都是柳家出身的土匪,因柳家本乡地区贫困,所以他们多数在外地区做案,从事劫道、打家劫舍、绑票等行当。

        陈占北的名号很大,但在绿林中常常以大欺小,也得罪了一些人。一次在柳家官营子给自家弟弟大办婚事,请了不少绿林朋友。但是,陈占北在本地隐瞒土匪身份,装作良民,以为人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号。所以在婚宴上,疏于防备,自身没有带枪,被两名不明身份的也来参加婚礼的青年用手枪逼住,绑架而走。在场的绿林人由于都没带枪,谁都没敢解救。

        陈占北被那两个青年绑架到东边大荒甸子,当场枪杀。打死占北后,这两个人就去无踪影。远远追踪过去的人也没有找到。后来有人说,占北以前绑架过人家的土匪头子,还撕了票,所以这两个人是找这个机会来报仇的。

                                                                                        第八件事,土匪盘二海记。

       1948年,土匪盘二海考虑到自己血债累累,共产党不会放过自己和哥哥盘大海,要求哥哥和自己一起走。见盘大海留恋妻子,犹豫不决,他当场拿枪要打死嫂嫂。大海不想走,用身体保护了妻子。二海临走时落下了一句话说,你以后一定要死在你的小老婆身上。

      盘大海和陈德春是在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被判死刑,在官家屯西边大荒甸子执行枪决。当时陈德春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大骂共产党,后被把嘴堵住,拉到刑场枪决的。盘大海被镇压后,他的小老婆又嫁了别人。二海子逃往黑龙江隐居后,娶妻生子,在那里还担当生产队队长。

     1966年,盘二海被查出历史问题,逮捕后,押回北镇柳家开了公审大会,判了无期徒刑,保住了一条命。据说在1980年获释,回到黑龙江和妻儿团聚,安度了晚年。

                                                                                    第九件事,土匪任玉卜为妹复仇记。

       父亲讲到,在解放前的1947年春天,国共两党内战时期,辽西地区的广大农村,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但是,偏僻乡村的人们,还依旧过着自己的日子。

        那天,一位十六岁的姑娘任小兰将要出门,她要抄小路去高山子看望十五里地外的姐姐一家。她是尚驿站屯道北老任家三闺女。任家老夫妇有两子三女。大儿子任玉卜在盘山上学,因战争不能继续读书,回家居住,被屯里人称为任大学生。二儿子任玉全年幼在家,大女儿二女儿均已出嫁。三女儿任小兰已年方二八,俏丽多姿。她征求父母同意,带着一个小包,包内装的是随身衣物,顺着门前大道往西行走去高山子二姐家看望。那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步行。姑娘告诉父母她准备的路线是,路过柳家孟家屯,过狄家屯大壕沟,往西北走毛毛小道,奔高山子去姐家。姑娘是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出发的,她笑着和父母挥手再见,说过两天就回家。

        五天之后,任家姑娘还没有从高山子姐家回来。父母惦念,实在放不下心。老汉任老魁就起身去高山子女儿家探望。两个来小时走到二女儿家后,没有看到任小兰,就问二女儿说:“你三妹五天前来你这里,我今天来怎么没有见到呢?”二女儿说:“我三妹根本没有来到我家,父亲来这怎说此话。”任老魁觉得意外,就要马上动身回去找任小兰。二女要给老父做饭,任老魁说:“我不见你三妹,我怎能吃下饭。”马上动身顺路回去找女儿。

        返回路上,任老魁压抑自己的焦虑,他非常细心的查看道路情况。在四段村和壕头子屯找人打听女儿的下落,问村屯人有没有见到十六岁左右的女孩。查找无果,就顺路继续东行。

        在走到孟家东北处的狄家大壕时,他突然发现,壕沟深处有一块地方,没有长出青草,土是新的。当时正是开春杂草丛生时节,发现这块没长出草来。任老魁就蹲了下来,用手扒土,扒着扒着,就发现了一具女尸。扒出来仔细一看,正是自己的女儿小兰。

        当时任老魁嚎啕大哭,半晌后他冷静下来。为了给女儿报仇,就仔细查看女儿是怎么死的。细细一看女儿衣冠不整,下半身赤裸,脑部有伤,是被用农具锹镐打死的。老任头看罢多时,他主意坚定,就把女儿放进坑内,用土重新盖好,然后慢慢顺道回柳家去。

        到了孟家屯,见人就问,几天前有没有见到有人拿着锹镐向狄家大壕而去。当时问到一个小孩,名叫刘凤山,他说:“几天前我去狄家大壕沟放牛,大约在上午巳时左右,我走在半路,就看到柳家的任玉生扛着一把镐从狄家大壕沟沟里出来,走在田间往柳家方向走去,没有走正道,他慌慌张张的。当时我就到狄家壕沟去放牛,见到壕沟有一块新土,我也没想什么,就顺沟往北放牛去了。任老魁一听,心里就明白了,杀害自己女儿就是这个任玉生(外号叫任大牲口)。任玉生当年三十多岁,光棍一人,住在柳家段屯里的一间马架子里,是自己远房家族的侄儿,真没想到强奸和杀害自己女儿的竟是家族侄儿任玉生。

        当时任老魁气的大骂任玉生不是东西,禽兽不如,气的晕倒在地,被人救起送到尚驿站家里。大儿子任玉卜问父亲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气得这样。老父亲哭着把三女儿被任玉生害死的情况细细地跟家人说了一遍,全家人都大哭一场。大儿子是一个有文化知识的人,还特别聪明,哭后说:“都不要再哭了,要想办法为妹妹报仇。首先安排人看住任玉生,不要让他跑了。第二是我今晚连夜赶路去盘山县写状告任玉生。”

        那时盘山县还是国民党管的县政府,任玉卜早上就到了盘山县,县衙一开门就去告状。当时县长接到状纸一看,再看一眼任玉卜,是一表人才。一问此事,说的条条是理。问此状纸是何人所写,任玉卜答是鄙人所写。看此状字句清晰,写的很有条理,有理有据。当时的县长名叫张明理,就告诉任玉卜说:“你马上回去,要注意任玉生,不要让他跑了,我马上派人去逮捕他。”

         任玉卜回到家后,把此事向父母亲一说后,就来到柳家,知道大牲口任玉生没有跑,因村里人谁都很气愤,无人把这事告诉他。时间不长,县里骑着马来了两名警察,把任玉生逮捕,绑在马后就带到县政府,圈在大牢内。此日县府升堂审问,县长张明理大喝一声:“堂下何人,报上名来。”任玉生答道:“在下名叫任玉生。”“你身犯何罪,可要如实讲来。”任玉生答:“小民不知身犯何罪,叫我可讲什么?”“有人告你在孟家西北狄家大壕沟内强奸少女,你可如实讲来。”他答说:“我决无此事,是有人陷害于我。”县长再三推问,就是不招认强奸杀人的罪行,县长就命令用刑。任玉生身强力壮,知道招认难逃一死,就咬牙挺住,怎么用刑就是死不承认。县长就命令手下把任玉生圈进大牢内,暂时没有审理。

        不久,解放军击败了国民党军队,解放了盘山,县长与手下都随中央军逃亡别地,牢房没人看管,任大牲口任玉生等犯人都逃出牢房。

任玉生光棍一人,逃出大牢,应该远逃他乡去躲避。但是,他胆大妄为,竟敢明目张胆地回到自己的家里,逢人就说:“在县衙用多少大刑我就是没有认罪,最后用猪鬃插下边,我还是不招认,县长没办法,就把我放入大牢。没想到解放军来了,我逃出大牢,就回到家里,看任玉卜能把我怎么样。”话传到任老魁和任玉卜那里,他们真是气得七窍生烟。

         那时县政府已经空置了,所以任家无处伸冤。为了给妹妹报仇,任老魁的大儿子任玉卜一气之下,就走入绿林,当了胡子。任玉卜有文化有头脑,当胡子后,就拉了一伙人,自己当上大当家。之后,他就带领弟兄来到柳家段,把任玉生从家里抓住。当时任玉卜就派人找来柳家屯的三名头面人物,找来纸笔,亲自审问任玉生,说:“你是家族大哥,你可把你所作所为之事如实说来,我可念在咱是一个祖宗的份上,放你一条生路。你如要不讲实情,你所做之事已成为事实,我就马上枪毙你。”任玉生细细一想,这事已经成真,在县府大堂上我能抵赖,可在族弟任玉卜面前就不敢说假话了。不说是死,说了或可留下一命。所以他就把那天怎么杀害任小兰的真实情况如实讲了一遍。

         那天是阴历三月十七日。任玉生独自一人背个粪箕了,拿把粪叉子, 来到南边道上拾粪。顺路正往东走,看到对面走来一个拿小包的年轻女子。那女孩上身穿的一件红花兰地的布衫,下身穿的是仁丹色长裤,长的是亭亭玉立,身材修长,从远处一看就非常好看,是一个妙龄少女。来到近处一看,脸面长得非常好看,一双大眼双眼皮,一笑两个酒窝。任玉生还没有回过神来,少女一笑说:“大哥,你也来拾粪呢。”这时他才仔细一看,才知道是自己的族妹任小兰。当时小兰说我去高山子二姐家,就动身往西而去。任玉生就看小兰的背景,真是长的亭亭玉立,楚楚动人。自己是一个年过三旬的光棍汉,没有妻子,还没有做过和女人的那种生活。见到小兰后,他就一直用眼叮着小兰往西而去。虽然小兰是家族远方妹妹,他也收不下心来。他鬼迷心窍一般,飞奔着回到家里,把粪箕子放下,拿把镐就奔后地而去。

        他知道了小兰的目的地,就抄了更近的路,穿过大田,直奔狄家大壕而去。到了狄家大壕一看,任小兰还没有到这里,就在这里等了一会儿。小兰到了这里一看说:“大哥,你又怎么来到这里?”任玉生说:“我对你一个人走路放心不下,所以我就抄近路来这里等你。”说着就拉小兰坐下呆一会。小兰说:“大哥你尽管放心,我一人走路不害怕,光天化日之下,我不害怕,你回去吧。谢谢大哥,我得马上赶路去姐家。”说着就要走。这时任玉生就变成了狰狞的面目说:“小妹,我非常看上你了,你不要走了,这里无人,就在这里陪陪哥哥吧。”说着,就一把将小兰拉倒地下。小兰一看,这个哥哥不怀好意,就想挣扎着逃跑。任玉生一把拉住这个弱小的女孩,把小兰按倒在地下,扒下下衣。完事后说:“妹妹你不要和别人说,你可以走了,去高山子姐家去吧。”可是任小兰被强奸后,气得不得了,说:“你是牲口,不得好死。”哭罢多时就说:“我回去后就告诉我爹和哥哥,一定找你报仇,你等着吧。”说完就拿包往回走。这时任玉生一想不好,她要回家告诉爹爹哥哥,准来找我算帐,我决没有好的下场,我的性命难保。所以就想到一不做二不休,就大叫一声说:“妹妹你不要走,我送你回老家去。”说着就把小兰拉回到壕沟中间,按倒在地,用镐头猛打头部。打到两下后,一看小兰纹丝不动了,一摸鼻口不出气了,已死了。他又进行了奸尸一回。然后就在身边就镐头挖了个坑,将死尸扔到坑下,扒些土埋上。

       任玉生交待完做案的全过程,任玉卜已经气得眼冒红光,好长时间没有说话。最后说:“三位乡亲,你们都听到了,我把他的交待都写在纸上了,给你们保管,将来为我做证。任大牲口禽兽不如,我岂能容他活在这个世上。”说着就带领着胡子弟兄们,把任玉生拉到东边的大草甸子上,当场枪毙,为自己的三妹报了仇。任大牲口强奸杀人一案至此告一段落。

       任玉卜为自己的三妹报仇后,还是做绿林生意。他是有文化之人,按照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从不在家乡附近做生意。他的父亲在双家村给他订门亲事,女方的父亲姓苏,姑娘叫苏小丽,年方十八岁,任玉卜已年方二十岁。任苏两家都同意两人结婚,于一九四七年末两人结婚,夫妻恩爱,一年后生有一子。

       被枪毙的任玉生,老家是朝阳市建昌县。他有个弟弟任玉财,在那里也是干绿林买卖,是个大当家的。他听说大哥任玉生生被任玉卜杀死,就不问缘由,决心复仇。1948年2月4日,任玉财由建昌坐火车到高山子,一共来五个人,下火车后就由高山子徒步来到柳家,找到任老魁家。任老魁有两间草房。大儿子结婚住在双家,常年不在家。任玉财来报仇那天,任老魁的老伴正好带小儿子去了双家女儿家里。任老魁家里睡午觉,听到有人打门,他从窗户眼往外一看,在门外站有五人,有一个认识,正是远方族侄任玉财,其余四人不认识。看到每人腰间都有手枪,暗说不好,一定是来为任大牲口任玉生报仇来的。他赶紧下地,连鞋子都没有穿,就从后窗户跳出逃跑。几个胡子一看没有开门,就把门撞开,屋内无人,从后窗一看,有一人正在往北跑去。任玉兰就下令给我追,他们五人就一边追一边打枪,大喝站住。任老魁听到打枪也脚不停地,后边枪声不断,子弹在身边乱叫。他不顾一切地往北跑去,进小赵家屯后,就从陆春林井沿跑过去。跑到后街闫福庭家,穿门而过,从老闫家后门跑过去,从后边慢地往十里外的双家村跑。一气跑到双家女儿家,告诉妻子女儿全家和儿子赶快躲到别家,通知儿媳也要躲出去。

        任玉财五人追到小赵家屯的前边,也不敢往屯里追,用枪也没有打中任老魁。任玉财骂了一句,这老头真他妈命大,叫他跑了,此仇以后再报吧。就撤回到了任家草房内,查看屋内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放火把两间草房烧掉。他们五人怕碰见解放军,也未敢去双家村搜查任家的人,就马上撤走,没有敢去高山子车站坐车,而是到西边的青堆子车站坐车撤回到建昌去了。

        从那以后,任家就不敢在尚驿站后边住了,而是搬到双家去住了。

        任玉卜回家看望父母,听说建昌来了五人要为任玉生报仇,父亲差点没被打死,他听到后就不敢离开家乡,保护父亲。他说任玉财胆敢再来,我要叫他有来无回路。

        1948年末,柳家建立村政府,归盘山县四区领导。任玉卜也金盆洗手,不再做绿林的买卖了,在双家也分得了土地,一心一意务农为生。1951年,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任玉卜因干过土匪被逮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妻子苏小丽常去狱中探望。1965年,任玉卜提前出狱,就业在五大队劳改队的工厂。因工作干的好,被安排在工厂车间当主任。后来妻子带着儿子和丈夫团聚。老汉任老魁活到八十多岁去世。

                                                                                      (三)外祖父口述

       外祖父的二哥陆春林,曾经加入过胡子行列。外祖父陆春安九十高龄过世前,曾经向我们讲述了许多辽西土匪抗日的陈年旧事。

        第一件事,日本人杀胡子。实际上很多胡子是辽西抗日义勇军。外祖父当时十几岁,他们被驱赶到盘锦高升街刑场上,看到日本人用小军刀处死胡子。十多个胡子们,被五花大绑,在高升街上站成一排。日本人也不用枪,就用战刀,当众砍头。那时胡子多是穷苦的农民,打家劫舍也杀日本人。胡子们没有一个哭喊和求饶的。

        第二件事,义勇军围攻日本人。一小队日本人被义勇军追赶,一路上杀了十多个日本人。最后残余的三个日本兵退到一个大壕沟里,正面防守。日本人枪打得准,一枪一个,几十个人围攻,死伤了十六七个人,就是打不下来。当时日本兵属于早期关东军,训练有素,而义勇军多是胡子出身,属于散兵游勇,有的还是刚拿枪的农民,武器不行,连手榴弹都没有。因为伤亡甚大,又听说日本人增援正在赶来,就无奈撤退了。

        第三件事,义勇军袭击高山子车站。车站里有两挺歪把子机枪,三十多人半天围攻不下,正在胶着。突然,日本骑兵从大虎山车站增援过来。义勇军抵挡不住,一路转移,终于在夏家屯被合围,全体壮烈牺牲。据外祖父讲,打仗可不是总能胜利的,组织进攻高山子就是一次失败的战斗。没有速战速决,又不掌握大虎山有日军骑兵的情报,吃了大亏。因为义勇军是从高山子的山上突进车站的,后来日本装甲运兵车,连续向山上开炮。那个年代,山上都是松树,日本人轰倒大树,引发了山火。及至村民们等日本鬼子走后救火,已经烧的差不多了,最后只剩下孤灵灵的山头。

         第四件事,红胡子来历。东北出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但在过去东北的另一“特产”也举世闻名:土匪。在广袤的黑土地上,这些土匪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有句歌谣形容土匪的生活:“当响马,快乐多,骑着大马把酒喝,搂着女人吃饽饽。 ”早年辽西土匪一般都用土枪,平时枪口处堵一木塞,木塞上系着红缨。当要射击时,土匪便将木塞取出衔在口中,远远望去就像长了一绺红色的胡子,所以人们就称土匪为“红胡子”。

       第五件事,土匪黑话。土匪内部与帮伙之间以黑话流通,是不是自家人、道上人,只凭黑话便可辨认。土匪内部有严格的分工,其职务的名称也是黑话。“炮头”负责指挥打仗,多由富有战斗经验的人充任。“水饷”相当于卫队长,负责保卫大当家的和匪巢。“八门先生”相当于参谋,一般都会算卦,土匪的行动经常根据占卜算卦来决定。“粮台”相当于军需、主管会计,负责管理帮伙内的财物。探子称“放线”;看管人质的叫“蓝把子”。张作霖早年落草的第一份差事就是做“蓝把子”。“蘑菇溜哪里?什么价?”就是问:“你是哪里来的?干什么来了?”“看皮子,掌亮子,备好海沙混水子,小尕子压连子,是空干还是草干?空干啃富,草干连水,不空干不草干,来个草巻儿,掐着台拐子”,翻译成老百姓话就是:看好狗,点上灯,准备好食盐和豆油,小孩子给我遛马去。渴啦还是饿啦?渴了喝水,饿了吃饭,要是不渴又不饿,那就巻上一根烟,坐在炕上抽去。

        可以想象,当年土匪已经泛滥到何种程度,竟然有了一套完整的“语言体系”。

         第六件事,“老北风”抗日。日本人土肥原贤二,有个外号,叫“土匪源”。从日俄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土肥原贤二长期在东北从事武装土匪、发展土匪的任务,与东北的各地土匪保持密切的交往,向土匪提供大批的枪支、金钱,以便关键时刻能为己所用。让土肥原贤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土匪领枪领钱时信誓旦旦,表示一定要为大日本帝国效力。但真想使用时,这些土匪们却掉转枪口,加入到抗日的阵营中。辽西有个巨匪张海天,绰号老北风。据说因为他擅长蹲着跑,其快如风,故名老北风。过去数年中,土肥原没少在老北风身上下功夫,要枪给枪,要钱给钱。“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派大汉奸凌印清来找老北风,让他率部归顺日本人。与此同时,张学良也派人找到老北风,劝他擒奸抗日。张海天对张学良派来的人说:“虽然少帅过去派兵打我,但我没话说,你是官,我是匪。但小日本来了就不行,因为我是中国人。”张海天决定诈降,再找机会拿凌印清开刀、祭旗。1931年11月3日清晨,天降大雾,张海天突然率部突入凌印清盘踞的三道沟。一枪未放,生擒凌印清和日本顾问及伪军200余人。像老北风这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土匪不在少数,“九·一八”事变后活跃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大部分由原来的土匪转化而来。就是抗联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是绿林出身。

         从外祖父的讲述中,我对辽西的土匪既往,有了一点新的认识。《诗经·小雅·棠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每有良朋,烝也无戎。”无恶不作的辽西土匪,在国难当头,很多人加入了义勇军,为抗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也是他们人生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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