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屯马大军真实姓名不考。因为他姓马，是“五七大军”，所以就被叫做马大军。

       “五七大军”的时代背景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就一份部队搞副业生产情况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全面阐述了他一系列社会主义的构想。这封信就是产生过重大历史影响的“五七指示”。

       “文革”开始以后，大批干部都按照“五七”指示的要求，来到了农村接受锻炼和改造。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专门建立“五七”干校，按照准军事化建制，进行集中劳动；另一种是带着家眷分散到农村落户。

       我们的县里就有数百位这种下放干部，属于第二种，带着家眷分散到各村落户，统称“五七大军”。

      我家所在的小赵家屯，也竟然分配来一家知识分子。小屯东侧，一条半截道上，盖起了三间平房，是公社为落户小赵家屯的"五七大军"马大军一家所建。

        我的个人记忆如下：站在小十字街，我想起“五七大军”那高高的个子，想起大哥和大叔冬天捉了一水桶的鱼，家里吃不完，傍晚三哥和四哥平生第一次抬桶沿街叫卖，都害羞的不敢大声吆喝，尤其都怕遇见自己的同学。折腾一大圈，一条也没有人买。后来村东老人出主意，去第二趟街“五七大军”那里，全屯挣工资的数他最大方。所谓“五七大军”，就是因文革五七指示而下放农村的知识分子。平时大家就把五七大军作了他的外号。实际上他姓马，有时就叫他马大军。哥哥们到他家门口叫卖，果然他就出来，买了一半桶，给了两元钱。七十年代那可是一笔大钱，尤其对我们小孩子来说。当时，马大军几乎每天都去供销社打二两酒，买半斤饼干，饼干就酒，边走边喝。有时随手把饼干给旁边眼巴巴跟着的孩子吃。有一回，他在老齐家大榆树底下，撒饼干，一撒一大把，都落在土道上，孩子们也不嫌弃，争先恐后地抢，吹掉土沫子就吃。现在想起，行路喝酒，恐怕是他下放农村后心中郁闷的原因。据说落实政策后，他回城也依然沉溺酒中，冬天在城市街头过世了。

        父亲讲述到，他曾经还送过醉酒的马大军。当时，父亲步行回家，在小赵家屯正南的县道上，看到马大军骑自行车，一骑就摔跤，连摔连骑。在尚驿站道口，父亲扶他起来，趟过土路上发水的河沟，送到家里。马大军很感动，拽着不让走，非得留在家里喝酒，父亲推脱。那时，他家条件好，他和他爸爸都是挣工资的，但他与父母都是各做各的饭，主要是蒸饭，虽然是一个锅，但乐意吃啥就做啥，但他的女儿反倒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吃饭，小丫头也不怎么出屋。马大军基本就管自己。买点饼干，就着白酒，自己吃喝。老爷子老太太也管不了他。他喝酒有个习惯，不怎么找菜，就着饼干或麻花，自个把自个喝多了，而不是和别人喝多。他常年手里拿一瓶白酒，没事就喝。有时到村部办公室，就两块饼干，就拿着瓶子咕噜一口，象喝水似的。有时高兴了，直接把一瓶酒喝下去了。喝醉了就回家，走路也是里里歪斜的。

     家兄三哥记述了落户我屯的“五七大军”的情况。

       三哥写到：一九七一年，我们小赵家屯分来一户“五七大军”，一家四口，祖孙三代，住在北街东头，离青年点不远。

        老者，又高又瘦，神清目朗，七十上下年纪，原是沈阳某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老者为人谨慎，从不乱说乱动。据说写得一手好字，但是小队、大队干部想请他写写板报了、宣传标语了，他都是婉然谢绝。有人为此问过他儿子，儿子说，老爷子是怕写错了话，上纲上线。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了。老者有一善举，每逢春节，都要给生产队买些年画，贴得队部满墙都是。老太太呢，有一副很慈祥的面容，不说东，不说西，只是操持家务。小的，十五、六岁，是个女孩儿，长得水灵灵，娇嫩嫩，她的出现，使屯里所有的村姑都显得灰头土脸，黯然失色。女孩儿的妈妈和爸爸离婚了，就没有随着这个家庭下放到农村来。女孩儿很少出门，从不和同龄的孩子们一起玩耍，谁也猜不透她整天窝在家里做些什么。中年人，也就是老者的儿子，漂亮女孩的父亲，也是瘦瘦的，一头乱发，一张英俊的脸。据说下放前也是大学教师，曾经有过大好的前程，却给下放到了农村。中年人是这个家庭唯一抛头露面的人，经常被公社邀请参加各类宣传活动。因为他姓马，是“五七大军”，所以就被叫做马大军。

        马大军一家四口，自打来到小赵家，直到一九七七年回城，长达六年的时间，没有谁知道他们的真实名字。人们只是羡慕他家，因为他家是小赵家唯一吃皇粮，挣工资的有钱人家。

       记得有一年秋天，大哥和王才林淘了很多的鱼，吃不过来，就让我和四弟到屯子里去卖。我俩从装鱼的水桶里挑选中几斤个头比较大的鲫鱼，装在小把梢里，一人拎着鱼，一人拿着秤，沿街去卖鱼。我俩谁也不好意思呦喝，碰到街上有人，就小声问一句：“买鱼吗？”从前街走到后街，也没有卖出一份。后街的周姥姥给我俩指点：“去马大军家问问，他家有钱，这么好的鱼，准买。”走进马大军家的院子，马老太太迎出来，一问是卖鱼来了，果然全买下来。一秤，三斤半，一元一斤，应该三块五角钱，老太太给了四块钱，不让找零，当然也没钱找。回到家中，大哥和王才林正坐在炕上等着呢，一高兴，赏了我和四弟每人五角钱。

        马大军一开始经常被邀请参加公社的活动，后来却渐行渐远，直到公社不再找他为止。为什么呢？因为他染上了酗酒的毛病。马大军酒喝得越来越凶，喝得一张英俊的脸没有了血色，一副挺直的腰板像是没了脊梁。黄昏时分，屯里的人们经常会看到他从西边供销社的方向，摇摇晃晃地走来。身后背着一轮血红的夕阳，一手拎着酒瓶，一手拿着一根麻花，走啊走，一口麻花一口酒。很多时候，他的裤裆都是湿的，他也浑然不觉。那时候，麻花可是稀罕物，老百姓没谁能舍得买给孩子们吃。时间长了，人们就送给马大军又一个外号，叫马大麻花。马大麻花一出现在村头，在街头玩耍的孩子们便会凑上前去，向他讨要麻花吃。他也大方，一个孩子瓣一块。孩子们一边吃着麻花，还一边取笑他：“尿裤子啦！尿裤子啦！”后来，他不再给孩子们麻花吃，而是在衣兜里揣上饼干，孩子们一围上来，就每人发一块。有一次，我也壮着胆子向他要，仅要过这一次，得了一块饼干，香香的。怕父母知道了挨打，以后再也没要过，只远远地看着别的孩子围着马大军转。也有大人管他要酒喝的，他紧紧护着酒瓶子，一口也不给，只把剩下的半根麻花全递过去。真是宁舍财，不舍酒。

       马大军一家人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六年后，到了一九七七年，终于熬到全家回城了。马大军家回城的两年后，大队有人去沈阳办事，特意去看望他们一家子。回来后说，老马头身体硬朗着呢，老伴身体也好，孙女考上了大学。只是马大军已不在人世，大冬天的在外喝酒，醉卧街头。被人发现时，已经冻死在沈阳街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