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影之小屯马大军传
2018-02-07 09: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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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屯马大军真实姓名不考。因为他姓马,是“五七大军”,所以就被叫做马大军。

       “五七大军”的时代背景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就一份部队搞副业生产情况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全面阐述了他一系列社会主义的构想。这封信就是产生过重大历史影响的“五七指示”。

       “文革”开始以后,大批干部都按照“五七”指示的要求,来到了农村接受锻炼和改造。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专门建立“五七”干校,按照准军事化建制,进行集中劳动;另一种是带着家眷分散到农村落户。

       我们的县里就有数百位这种下放干部,属于第二种,带着家眷分散到各村落户,统称“五七大军”。

      我家所在的小赵家屯,也竟然分配来一家知识分子。小屯东侧,一条半截道上,盖起了三间平房,是公社为落户小赵家屯的"五七大军"马大军一家所建。

        我的个人记忆如下:站在小十字街,我想起“五七大军”那高高的个子,想起大哥和大叔冬天捉了一水桶的鱼,家里吃不完,傍晚三哥和四哥平生第一次抬桶沿街叫卖,都害羞的不敢大声吆喝,尤其都怕遇见自己的同学。折腾一大圈,一条也没有人买。后来村东老人出主意,去第二趟街“五七大军”那里,全屯挣工资的数他最大方。所谓“五七大军”,就是因文革五七指示而下放农村的知识分子。平时大家就把五七大军作了他的外号。实际上他姓马,有时就叫他马大军。哥哥们到他家门口叫卖,果然他就出来,买了一半桶,给了两元钱。七十年代那可是一笔大钱,尤其对我们小孩子来说。当时,马大军几乎每天都去供销社打二两酒,买半斤饼干,饼干就酒,边走边喝。有时随手把饼干给旁边眼巴巴跟着的孩子吃。有一回,他在老齐家大榆树底下,撒饼干,一撒一大把,都落在土道上,孩子们也不嫌弃,争先恐后地抢,吹掉土沫子就吃。现在想起,行路喝酒,恐怕是他下放农村后心中郁闷的原因。据说落实政策后,他回城也依然沉溺酒中,冬天在城市街头过世了。

        父亲讲述到,他曾经还送过醉酒的马大军。当时,父亲步行回家,在小赵家屯正南的县道上,看到马大军骑自行车,一骑就摔跤,连摔连骑。在尚驿站道口,父亲扶他起来,趟过土路上发水的河沟,送到家里。马大军很感动,拽着不让走,非得留在家里喝酒,父亲推脱。那时,他家条件好,他和他爸爸都是挣工资的,但他与父母都是各做各的饭,主要是蒸饭,虽然是一个锅,但乐意吃啥就做啥,但他的女儿反倒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吃饭,小丫头也不怎么出屋。马大军基本就管自己。买点饼干,就着白酒,自己吃喝。老爷子老太太也管不了他。他喝酒有个习惯,不怎么找菜,就着饼干或麻花,自个把自个喝多了,而不是和别人喝多。他常年手里拿一瓶白酒,没事就喝。有时到村部办公室,就两块饼干,就拿着瓶子咕噜一口,象喝水似的。有时高兴了,直接把一瓶酒喝下去了。喝醉了就回家,走路也是里里歪斜的。

     家兄三哥记述了落户我屯的“五七大军”的情况。

       三哥写到:一九七一年,我们小赵家屯分来一户“五七大军”,一家四口,祖孙三代,住在北街东头,离青年点不远。

        老者,又高又瘦,神清目朗,七十上下年纪,原是沈阳某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老者为人谨慎,从不乱说乱动。据说写得一手好字,但是小队、大队干部想请他写写板报了、宣传标语了,他都是婉然谢绝。有人为此问过他儿子,儿子说,老爷子是怕写错了话,上纲上线。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了。老者有一善举,每逢春节,都要给生产队买些年画,贴得队部满墙都是。老太太呢,有一副很慈祥的面容,不说东,不说西,只是操持家务。小的,十五、六岁,是个女孩儿,长得水灵灵,娇嫩嫩,她的出现,使屯里所有的村姑都显得灰头土脸,黯然失色。女孩儿的妈妈和爸爸离婚了,就没有随着这个家庭下放到农村来。女孩儿很少出门,从不和同龄的孩子们一起玩耍,谁也猜不透她整天窝在家里做些什么。中年人,也就是老者的儿子,漂亮女孩的父亲,也是瘦瘦的,一头乱发,一张英俊的脸。据说下放前也是大学教师,曾经有过大好的前程,却给下放到了农村。中年人是这个家庭唯一抛头露面的人,经常被公社邀请参加各类宣传活动。因为他姓马,是“五七大军”,所以就被叫做马大军。

        马大军一家四口,自打来到小赵家,直到一九七七年回城,长达六年的时间,没有谁知道他们的真实名字。人们只是羡慕他家,因为他家是小赵家唯一吃皇粮,挣工资的有钱人家。

       记得有一年秋天,大哥和王才林淘了很多的鱼,吃不过来,就让我和四弟到屯子里去卖。我俩从装鱼的水桶里挑选中几斤个头比较大的鲫鱼,装在小把梢里,一人拎着鱼,一人拿着秤,沿街去卖鱼。我俩谁也不好意思呦喝,碰到街上有人,就小声问一句:“买鱼吗?”从前街走到后街,也没有卖出一份。后街的周姥姥给我俩指点:“去马大军家问问,他家有钱,这么好的鱼,准买。”走进马大军家的院子,马老太太迎出来,一问是卖鱼来了,果然全买下来。一秤,三斤半,一元一斤,应该三块五角钱,老太太给了四块钱,不让找零,当然也没钱找。回到家中,大哥和王才林正坐在炕上等着呢,一高兴,赏了我和四弟每人五角钱。

        马大军一开始经常被邀请参加公社的活动,后来却渐行渐远,直到公社不再找他为止。为什么呢?因为他染上了酗酒的毛病。马大军酒喝得越来越凶,喝得一张英俊的脸没有了血色,一副挺直的腰板像是没了脊梁。黄昏时分,屯里的人们经常会看到他从西边供销社的方向,摇摇晃晃地走来。身后背着一轮血红的夕阳,一手拎着酒瓶,一手拿着一根麻花,走啊走,一口麻花一口酒。很多时候,他的裤裆都是湿的,他也浑然不觉。那时候,麻花可是稀罕物,老百姓没谁能舍得买给孩子们吃。时间长了,人们就送给马大军又一个外号,叫马大麻花。马大麻花一出现在村头,在街头玩耍的孩子们便会凑上前去,向他讨要麻花吃。他也大方,一个孩子瓣一块。孩子们一边吃着麻花,还一边取笑他:“尿裤子啦!尿裤子啦!”后来,他不再给孩子们麻花吃,而是在衣兜里揣上饼干,孩子们一围上来,就每人发一块。有一次,我也壮着胆子向他要,仅要过这一次,得了一块饼干,香香的。怕父母知道了挨打,以后再也没要过,只远远地看着别的孩子围着马大军转。也有大人管他要酒喝的,他紧紧护着酒瓶子,一口也不给,只把剩下的半根麻花全递过去。真是宁舍财,不舍酒。

       马大军一家人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六年后,到了一九七七年,终于熬到全家回城了。马大军家回城的两年后,大队有人去沈阳办事,特意去看望他们一家子。回来后说,老马头身体硬朗着呢,老伴身体也好,孙女考上了大学。只是马大军已不在人世,大冬天的在外喝酒,醉卧街头。被人发现时,已经冻死在沈阳街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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