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一时，我们的辅导员是来自东北的老乡迟玉斌，那时东三省的都是老乡，包括高年级的孔庆东以及褚福军（戈麦）。迟玉斌老师出国留学后，王岳川老师接替了他的位置，从大二直到大四我们毕业。

       虽然辅导员并非王老师的主业，因为还有大量的授课、著述、读博任务，以及老师一以贯之的书法。但王老师还是抽出了许多宝贵时间，与我们这些本科生同欢共乐。印象最深的是组织我们班，在春天同游空阔荒芜的圆明园。那个时期，这个园子还荒凉得厉害，除了远瀛观和大水法遗址有些游人，福海等地都颇为寂寥。我们步行出北大东南门，路经清华大门而入圆明园。王老师虽长我们十二三岁，但活泼多才，成为同学团围的中心。在福海边的座谈，内容全忘了，只记得海天一色的春光，以及面对大好山河的情感抒发。

       另外深刻的印象，是毕业二十年的聚会，王老师给全班同学每人现场赠送的墨宝，送我的是“春和景明”，之后与王老师同桌小酌，其乐融融。

       王老师是四川省安岳县人，他于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后不久就考入北大读硕士，毕业之后成为我们的辅导员。王老师常对我们讲他的同学汪晖勤学成才故事，那是他早年钦佩之人。王老师长期从事文艺美学、西方文艺理论、当代文化批评和文化战略的最新研究和教学，学术上主张“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中国身份”，坚持书法是中国文化输出的第一步。理论上提倡“文化书法”，强调“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致力于中国书法文化的世界化。在世界40多个国家传播中国文化和书法艺术。

      近年关注整理王老师主要观点如下:

      1.人类文明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地球上的人类总数和已经长眠于地的人已经有数百亿之众，而与人类同存的其它物种大部分已经灭绝，还有一部分正在加速消逝。这一惨烈的世界性场域告诉我们：全球化与人类两个重大危机相关，其一是当今世界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危机，其二是人类精神痼疾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的人文精神生态危机。 

      2.中国文化应该在一个世纪的“去中国化”之后思考“再中国化”问题——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中国文化输出将使得中国现代经验逐渐成为世界的经验，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将使得东西方共同形成“世界新秩序”，不仅能优化全球性的资源配置，而且正在取代以前的民族国家体制中的话语运作结构。这一切都造成了全球知识分子在问题意识、自我身份、知识价值定位等方面的全新立场和身份定位。

     3.我坚信，我们这一代或以后几代学者都将面临中国学术文化世界化的任务。可以说，在一个世纪的学术追问中，学术大师和优秀学者以其超迈的胸襟和戛戛独造的胆识为这个骚动的世界留下了座座学术思想的纪念碑。在碑文上镌刻着这样的大字：重建文化，再铸国魂！ 

      4.“在大学期间，每天十几个小时昏天黑地狂读诸子、经史，尤喜老庄。苦读苦背是我大学生活的惟一‘活法’。……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国家教委工作。‘北大情结’使我除了工作以外，每过一二周必去北大和北图。总想对先秦至明清的思想史，逐一下番功夫。然而却感到心气不足、功力不逮。有一次，我来到冰天雪地、狂风呼啸、空无一人的未名湖，静静地看、静静地坐、静静地思、静静地感受大风的鼓荡。猛地体悟了‘独钓寒江雪’的寓意，坚定了进入燕园深造的念头。”

     5.“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古代坐标、当代问题”。这是我的学术理念。中、西、古、今四条“腿”，缺任何一条腿，学术平台都将摇晃或者坍塌。

     6.“现在学术界很多人害怕思想、憎恶思想。我认为思想本身是无罪的，只有思想的极端形式或者极端地扼杀思想是有罪的。因而应该提倡宽泛的多层次的文化对话。其实人无论中西古今都是有缺点的，而这才是真实的人。这就意味着，新世纪的中国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让各国朋友提意见，这样中国才会真正进步。只有在东西方互动的良性条件下，新世纪‘中国形象’才会真正建立，才能使中国从20世纪的文化‘拿来主义’，走向21世纪的文化‘输出主义’”。

     7.“在本体论的研究中，我始终认为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尼采……这些东西方大哲和我是同一代人。我们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生、怎样死。与他们对话，就是在思考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因此，我坚持学术研究‘三眼’：深情冷眼、童心慧眼、平视之眼。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这种与天地万物平等对话和与中西大哲思想问答的精神高度。”

      8.“注重一个世纪西学进入中国以后，怎样改写了我们的思想和语言方式。并探讨中国传统资源，在后现代世界重获阐释的可能性。我不相信中国文化五千年的文明，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就烟消云散。而要采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考察中国文化哪些部分已经死亡了或永远地死亡了？哪些部分变成了博物馆的文化只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哪些部分变成了文明的断片，可以加以整合，整合到今天的生活中？……中国文化作为中国思想中精微的部分，能承载21世纪独特的中国本土精神，并对人类的未来发展尽一份文化重建之功。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解读，并不能‘发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文化输出’和‘发现东方’不可能靠西方‘他者’，只能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学者自己发掘出中国文化新精神，从而使中国文化不在新世纪再次被遮蔽。在借助‘他者’力量的同时，我们应该自己说话，使中国文化得以在新世纪的全球文化平台上‘发言’。”

      9.王老师难得一见的长诗:近年，颇感国之反腐倡廉之力，慰甚，作《梨花赋》，以表志怡神畅！

     “梨花春带雨，冷艳约胜雪。众花凋谢梨花开，承得梅花一缕魂。柳色如烟，溶月柳絮淡淡风；梨花似霰，分明香蕊皎皎白。花始蓓蕾，形呈五瓣玉莹然；芳香流澜，灵秀花色光蔓延。花影清乍放，馀凉染衣湿。白袂凌空，露泣梨花白如玉；天姿灵秀，意气层染舒高洁。浩气清英，仙材卓荦心素白；日精月孕，素质不宜添彩色。花谢时节飘入泥，揖别华彩孕新果。花润肺，果清心。清白含蓄，一生皎洁。梨花素白若有思，曾仗东风寄云辞。

      独秀梨花，白锦无纹香烂漫。大爱砀山，缥缈梨花入梦云。千年古郡，人杰地灵，物物相谐，气势不殊黄龙顶；百年古梨，漫天荣放，片片洁圣，花海谒仰长河桑。花铸盛世，维美砀山，洁引千祥，福祉如今。君子有梨花之洁，履职以廉洁为则。不受曰廉，不污曰洁。清正在德，廉洁在志。廉洁之士则美如梨花，冰清玉洁能公正无邪。公生明，故律己要廉；廉生威，则世代称颂。东汉杨震，暮夜却贿，乃称朝中名士；晋时陶侃，公物送鱼，慈母明义循大行。岂非梨花之洁哉？杨承芳风清气朗，不私一钱，明帝凛然止中伤；孔繁森两袖清风，鞠躬尽瘁，化作春泥仍护花。岂非梨花之香哉？洁白无瑕如梨花清芳，心底无私乃天地宽阔。处事公平清似水，为人清廉洁如冰。一尘不染，君子慎独成空谷幽兰；我心素洁，高士廉洁而天地和谐。风清气朗，正气可干城；迈步正道，登高更行远！”

      10.“我因家学渊源而幼时习字，出入汉晋唐诸帖，尤好二王和颜书，强调文化书法和汉魏气象。我是从颜真卿、而上追二王、秦篆汉隶，然后进入王羲之行书研习，最后投入大精力书写草书。在我看来，书法和学术并行不悖，不管是陈独秀、胡适、沈尹默、启功等都是这样。有些人把学者写书法或者是书法家著学术文章看成是不可互通，这是错误的。我的名言是“艺术人生”加上“学术人生”等于“完美人生”。”

      11.“美”今天被很多人质疑，而“丑”却被太多的人喜欢，这使从事书法者陷入二难处境。从正面看，当代审美范畴空前扩大，过去是“美”、“优雅”、“和谐”，今天却可以有“荒诞”、“黑色幽默”、“百色写作”、“丑陋”、“恶心”等。借用光谱学来说，过去主要是红黄色暖色调倾向，而今已经有诸多阴暗的冷色调出现。作为美学理论的研究者面对这些时不能扼杀，而应给与恰当的评价。从负面来看，这些冷色调如果成为了主色调，那么人性良知和神性光辉就有可能被掩盖。如果让那些恶心或极端的“试验艺术”来代宗教，可能会产生更多更大面积的精神生态失衡。

     12.我们应该从后殖民误区中出走，开始重新认识和重估这个世界！因此，我提出“文化书法”十六字教学理念：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我们一方面要激活传统，一方面要不断坚持可持续地创新，而学习经典并创新经典应该成为新世纪中国书法的文化战略。当代书坛中有很多值得研究的现象：先锋书法主张取消书法的文字载体，完全依赖线条和墨像来传达一种书法理念；行为艺术中的书法实践将书 法定义为“笔墨在纸上的运动”。……这些牵涉到很多问题，一是书法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一是“书法性”的问题。

     13.当代书法应该多元化，但是多元不应没有文化主调！我们应该在走进经典中重新体认发掘书法经典的当代意义，进而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经典。应从书法自觉和生命自审的晋帖魏碑唐法宋意中寻找书法文化基因，将魏晋风骨唐宋意韵作为审美风范整合进今日书法对文化传统的延伸中，使得书家在书写创新中融入自身生命对书法文化密码的理解，在书写中展现强烈的自我人格精神投注，从而将书法看成涵养人文情性的一种重要方式。简淡流美的书风带来的是新的生命境界，不滞于物的人生才是破除消费主义迷障的绝好方式，这也是“文化书法”特别强调走近经典走进魏晋的初衷。

     14.就当代书法发展的态势看，大体上讲，当代中国书法已经度过了“抄袭西方后现代时期”，开始“中国经典重创时期”。因此，未来书法发展有几个动向可以期待：一是书法走向文化化、经典化，我近十年来所提出的“文化书法”，“书法原创力”，“书法输出”等，表达了我对书法界整体高于并超越前人的书法观念、书法形态、书法技法、书法传播的某种文化期待。“创新”是生命精神喷发状态，而“原创力”是文化生产力，可以表征大国书法形象。二是中国书法走向教育体制化、多层化，成为逐渐完善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体制的书法教育结构，如果对经典书法认识不清，思想不明，可能就会一叶障目，与时代书法文化大势脱节。三是中国书法走向国际化、互动化。我认为，新世纪书法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世界的！每个时代的书法家都有其自身的书品人品，并而形成自己的书法身份，众多书家互动形成大国书法文化身份认同。

       15.我当用余生尽力推进文化书法和书法文化创新，使书法成为整个世界受尊重审美文化范型，一种由东方向西方传播的新审美感受方式，进而使书法成为东西方互动的人类的艺术审美形态，促成人类多元文化相互尊重的新局面早日到来。

      谨以此文向王岳川老师致敬!

                                                                         （二）

      一九九〇年，我的毕业论文指导导师为周先慎老师，他是四川成都崇州市人。他从一九五九年二十四岁始任教北大中文系，历三十六年，是北大任教资历最深的老教授之一。

     那时，我未选钱理群老师与洪子诚老师，最主要的原因是不喜欢随大流，因为选择两位老师当指导老师的居绝大多数，喜欢现当代文学的同学太多了。相比之下，明清小说反成冷门。尤其在当时，我已经刻苦攻读了包括《金瓶梅》在内的北大图书馆的许多明清小说，自感是有心得的，也希望取得突破。

      实话说，周先生讲课不似钱理群老师与洪子诚老师的激情，加之古代文学理论和历史的相对枯燥，所以学生听课状况一般。但周老师却从不点名，加之大家落下的课都会自动补上，每到期末，他的课程无人挂科。这点连许多外系的同学也颇为向往。

     周老师的学术视野开阔，涉及小说、戏曲、诗歌、散文诸多领域，其中用力最勤的是中国古典小说;其研究以作品分析见长，尤以精深入微的艺术鉴赏在学界独树一帜。

      周老师指导论文，印象十分深刻。作为本科毕业论文，让德高望重的资深周老师成为导师，是十分不容易的。我的论文正是老师的古典专业《论三言两拍的情爱叙事》。老师除了观点的修正，文字的修改，数次强调写论文，要扎扎实实地花工夫，要回归文本，认真细读文本。不反复细读，就不可能有真知灼见。做老师的弟子，没有给老师送过任何东西，他永远是热情和诚恳地对待我们。只是在他搬家时帮过一把手，那还是许多同学都参加的情况下。

     我的毕业论文顺利通过。只是今天看来，作为当年的本科生，我的根基还是太肤浅了，占有的大家论述还是不完全的。客观原因是，对明清小说的研究，已经是汗牛充栋了。但至今，我依然喜欢阅读古典小说。

     近年，见到老师写就的小文，提出了读书人的十个问题，颇为有趣。1.书是什么2.何为读书人3.考试与读书4.专业与博览5.泛读与精读6.记忆与理解7.眼勤与手勤8.藏书与读书9.读书.思考.写作10.提高语文修养。周老师的小结是:读书苦，读书乐。我们的周老师，还是当年的老师，还有当年的简约和凝练。正如他在早年的文章中所写：刘勰说得好：“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无论繁简，要是拿“无可削”“不得减”作标准，就都需要提炼。但是，这提炼的功夫，又并不全在下笔时的字斟句酌。像上列几个例子，我相信作者在写出的时候并没有大费什么苦思苦索的功夫。只要来自生活，发诸真情，做到繁简适当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顾炎武引刘器之的话说：“文章岂有繁简耶?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

      周老师的漂亮女儿，也是我的中文系同班同学，是美女才女的组合。

      若今天再写《三言两拍》论文，则市民、侠客、女性、民族、情爱、江南、叙事、官场、名城等皆可研究，每项研究都可推出新的观点和新的思考。只是“年少读诗不解味，待到懂时已沧桑”，况且“当时只道是寻常”，而今只能“沉思往事立残阳”。

     周先慎老师今年已八十有二，祝周老师健康长寿!祝您老再结新的学术硕果!

                                                                             （三）

       关于曹文轩老师，最深的印象是一次大二时期的拜访。此时，他正在教我们《美学理论》课程，涉及了许多现代小说的技巧运用。

      时当盛夏，同班同学臧云鹏、文钊与我三人，到他位于燕园内一处老楼，他的满布书籍的家里。曹老师T恤短裤，与课堂上西装笔挺形成反差，令我们倍感放松。我们谈论了许多新的文学走向，最后我把心中一个最大的疑惑问了出来:"您对文学理论和小学技巧烂熟于心，传道授业驾轻就熟，为什么在您自己写作的童年乡村系列中都没有运用呢?"

      曹老师微笑着解释，那只是文学技巧适用性不同。后来我们理解，童年乡村的写作，如摹写黑暗苦恼，则可以多运用现代手法，如余华的《细雨中呐喊》;如作为对美好的追思，麦田的守望，月光瓜地的向往，则尽可用传统的白描或国画手法，如鲁迅的《故乡》;介于其中的，则描写农村家族的兴亡故事，则可如巴金的《家》、《春》、《秋》以及张炜的作品，如《古船》与《家族》。

     那一次，我们未曾见到曹老师的夫人，却见到了师母的照片，一位金发美女。她是阿根廷人，喜欢中华文华，与曹老师伉俪情深，令同学颇为羡慕。

          曹老师是江苏盐城人，被誉为“儿童文学教父”，但他的谦逊、真诚、善良，一直令我们弟子印象深刻。而我们的下一代也都通读了《草房子》、《青铜葵花！

     回想起来，曹老师桃李满天下，读者满天下，但他总是给人一种和蔼微笑的回忆。在人的一生中，能够遇到几位好老师，应该是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曹文轩老师不但学问做得好，课讲得好，而且写得一手优美的小说，堪称典型的作家型学者，或学者型作家。曹文轩老师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他的平易近人与真诚善良，尤其是他的格言"人要有敬畏之心和悲悯之心"，这也贯穿了老师的创作与授业，这是曹老师身上人格魅力的充分体现。

      师兄孔庆东评论曹老师:“曹文轩的存在，让文学界和学术界增添了几分不用声张的“红瓦”般的纯净和“根鸟”般的坚守。而曹文轩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根源在于那份来自生命麦田的洒满阳光的爱和美。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在课堂上讲到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问题小说”时，往往要善意地批评一下冰心王统照宣扬爱与美可以拯救世界的“心灵鸡汤”。如果说五四前辈对爱和美的宣扬，基本上是“辞气浮露”的口号式文艺表态的话，那么曹文轩的爱和美，则深深隐藏于茂密的艺术麦穗之中，因了他的辛勤灌溉，而成为天堂之草。”

      这也正是我们对曹文轩老师的认可。

                                                                  （四）

       身为钱理群老师的众多本科弟子之一，我至为荣幸。令我颇为惭愧的是，大学的许多弥足珍贵的读书笔记，因南北奔波，工作变迁，家庭变故，而遗失殆尽。这其中，就包含着钱老师的讲课笔记。而老师为我们开讲的第一课，就是以后成书的激情澎湃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我甚不才，在本科时代被钱老师两次以5+鼓励，却未能蛹化为蝶，为老师争气，为北大添彩。然而，已尽力在职责所系内为国为民努力，总求无愧师嘱，无愧我心。

          钱理群老师于1939年1月30日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 感谢孔庆东和邵燕君师兄师妹的回忆文章，使我这久入公文的榆木疙瘩，也能再度串起当初钱老师的讲课珍珠。如孔庆东师兄所说：“他自觉把自己的学术倾向与时代的脉搏，与人民的心声粘在一起，强烈的人文精神拍击着读者的灵魂，令人心如澡雪，奋发昂扬。”也如邵燕君师妹同学所说：“这个曾经奠定了我基本人生观的人，终将照耀我的一生。”

      1.1986年，我刚刚大一。那时北大到处闪耀着各类学术明星，学生们，尤其是大一的学生们，经常到处赶场去“追星”。我想我当时肯定不是奔着鲁迅去的，而是去听钱理群。直到后来检索钱老师资料时我才惊异地发现，那时钱老师其实刚刚登上讲台一年多，但在我这个大一新生心目中已是赫赫有名。教室照例被挤得水泄不通，连窗户上都“挂”着人。讲演快开始时，通道的人群中闪出一条缝，有人说：“钱理群来了”。我朝教室门口望过去，只见一个又矮又胖的中年人踉踉跄跄地挤进来，脑袋硕大，头顶半秃，衣服好像也蒙着一层再也洗不出来的土灰色。老实说，这个形象和我想像中的“青年学者钱理群”差距太远了（此时钱老师应该已经是47岁，他是39岁才读的硕士研究生，自嘲为“老童生”，因为“出道”晚，到50多岁时还被称为是“青年学者”，这也是这一代人令人心酸的笑话）。

       2.当讲演开始后，我立刻像许多人一样被征服。关于钱老师讲课的魅力，已经有无数人描述过了，在此我只想说一句：名不虚传。钱老师有话剧演员的天赋，他的嗓音低沉而浑厚，即使不用麦克风，声音也可以灌满一个一百多人的大教室。钱老师的讲课也极具表演性：手舞足蹈，头上冒着蒸气。这情景简直像一幅漫画，很多年以后，一些看过的朋友还会提起。当然，真正打动听众的是心灵深处的震撼和交融。那不是一个优秀演员的投入性表演，而是一个激情燃烧者的自我呈现。听钱老师讲课不是如沐春风，而是如浴圣火。他的声音里确实有一种魔力，能对人产生“催眠效果”。每次听完他的课，我都有种感觉，好像从剧场里走出来。但我并不觉得他营造的精神世界不真实，而是觉得现实的世界太涣散了。

      3.钱老师的声音永远是激越的。讲课时满头大汗，激情奔涌。他做的学问从来不是冷冰冰的理论拼盘，而是喷出冰谷的跳跃的火焰。

      4.如果说钱老师讲课像一幕活生生的话剧，那他的书则有点像剧本。钱老师后来的著述里故意采用了一种演讲体，追求一种明白晓畅、酣畅淋漓的传达效果，倒也自成一格。

     5.当我面对书本“读欲”不振时，当我独望窗外无所事事时，当我觉得白天之重和黑夜之轻都压得自己难以承受时，我就想：去看看老钱的灯吧，顺便吃个煎饼果子。站在那窗下，仿佛能听见那灯嗡嗡地喘息着，好像一盘时间的磁带在转动。有时真想喊一声：“嘿，老钱，悠着点儿！”灯嗡嗡地喘息着。

     6. 我并不是钱老师的嫡传弟子，像我这样的人，在北大内外有一批又一批，一群又一群，只是受影响程度不同而已（这是邵燕君师妹的原话，当然我更算不上，但我认为道德修行皆自成一体，也不一定妄自菲薄）。

     7.记得80年代末的时候一位师兄就说过，钱老师是北大中文系几级学生共同的精神导师。后来，孔庆东师兄将一篇写钱老师的文章命名为《老钱的灯》，我觉得其实钱老师自己就是那盏灯。这盏灯在80年代虽然明亮但并不特别奇异，这些年来，经过疾风骤雨的吹打和风花雪夜的消磨，它变得如异数一般稀有珍贵。这并不是一盏怀旧的灯，也不是一盏虚幻的灯。多年来，它似乎闪耀着恒定的光芒，但其实燃料是常新的，照亮的黑暗也正是眼前的。

     8.（邵燕君）每次从钱老师家长谈出来，我都有相同的感觉：天空特别明朗，太阳或者星群格外灿烂。这种感觉让我欣喜而踏实。于是，在经过一些年的精神流浪和世事沉浮之后，我开始重新接近这盏灯，不仅是为了回顾记忆中的光芒，更为了照亮前方的道路。

     9.钱老师说，文学研究“既是心灵的反映，也是心灵的成长历程”。他的研究实际上是在“读人”，是“体验”、“相遇”，“彼此纠成一团，发生灵魂的共振”。从精神偶像鲁迅，到周作人、曹禺，再到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钱老师带着自己的激情和困惑，与现代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典型人物碰撞，深入他们灵魂的深处，在体味他们的挣扎困惑的同时，也与他们血肉相合，使自己在这方面的人格充分发展。

     10.从1985年钱老师独立走向讲台给81级的学生讲鲁迅，到2002年正式退休，他在北大连续给二十二届的学生讲了17年的鲁迅，其中还不包括给研究生开设的鲁迅、周作人研究的专题课。正是通过讲鲁迅，钱老师对北大80年代以后入学的相当一批学生基本人生观的奠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11.当年，围绕鲁迅，我曾经写作了两篇论文，都得到了钱老师“一家之言”的高度评价，尤其是对于阿Q的论述，至今对我独立思考受益良多。钱老师说：“我应该把我们这一代人对鲁迅的认识写出来，在鲁迅研究中尽到‘中间物’的历史责任”。在后来的周作人研究中，他又提出“有缺憾的价值”的观念，即表明“在8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有着如此这般经历的钱某人，对于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周作人，有着如此这般的观察与理解而已。自然，由此也就获得了某种别人不能替代的价值——有缺憾的价值”（《有缺憾的价值——关于我的周作人研究》，《压在心上的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可以看出，钱老师在对自己研究局限的充足自省的同时也有着充足的自信。 以“历史中间物”自命，钱老师总是以“进化论者”般的乐观态度认为，真正能与鲁迅精神相通的是未来的“先进青年”。因为他们与鲁迅一样，同处于一个大开放、大变革、大转折的时代，他们能够更科学地看待鲁迅，而不是像自己这样把鲁迅当作崇拜对象。“在鲁迅面前，他们是平等的、独立的，却因此而更真正接近了鲁迅。在他们中间，将会产生出远比我们这一代更有出息的鲁迅研究工作者，会有比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与发现。” （《心灵的探寻·后记》）基于这样的“进化论观念”，钱老师在《心灵的探寻》的扉页上写道：“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还有这样一段题词：“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我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但仍期待于后来者——鲁迅的真正知音必将在中国当代青年中产生。”在书中，他引用了大量的学生作业，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2.钱老师认为，作为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倾听者。年轻人需要找一个倾诉的对象，因为这个社会普遍缺乏爱。他曾接到一个女孩子的信说她想自杀，他立刻回信说千万别自杀，虽然他帮不了什么具体的忙，但想让她知道有一个老人可以听她倾诉。 钱老师明确说，在这方面他接受了基督教的精神，对生命价值的珍视最后要落实到具体的生命，能帮一个算一个。 钱老师的说法让我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现在有一个人快要冻死了，让我选择是脱下棉袄给他穿，还是坐到菩提树下思考普渡众生。鲁迅讽刺地说，我立刻选择坐到菩提树下。喜作概念性的思考而缺乏实际性的行动，这大概是知识分子的通病。钱老师的做法是脱下自己的衣服去救一个具体的人。

       13.钱老师，已相当程度上到达了爱无等差的境界。我以为，这是佛的境界。虽然钱老师自己说是受了基督教精神的影响，但我总觉得钱老师身上带有几分佛光。钱老师真是越老越有佛相，他那笑容满面大度宽容的样子，实在像一尊弥勒佛。

       14.钱老师的第二个研究对象是周作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是鲁迅的“反题”，研究他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入鲁迅。学术界有人认为，钱老师周作人研究的影响大于鲁迅研究，他的一传一论（《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奠定了周作人研究的基本格局，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着持续影响。对钱老师自己来说，周作人研究的一个特殊的意义则在于，它不但使他一向有些偏激峻急的性格有所平衡缓冲，更唤醒了他内心一直被压抑的自由知识分子精神，使他在表明自己鲁迅式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人生选择倾向的同时，对“异己”的选择，有一种真正的宽容——它并不是源于善良，而是基于自由平等的理念，对他人权利的尊重。

       15.师兄孔庆东说：“老钱是大侠，已成定论。但大侠还不等于侠之大者。大侠者，武功绝伦；力拔山兮气盖世；路见不平，能解人缓急也。而侠之大者，金庸在《神雕侠侣》中有一界定，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顶桂冠，似乎过于庄严肃穆了些，但我以为若是排除了特定语境的干扰，用于老钱还是实实在在的。”

      记得在那个动乱时期，在历史的节点，钱老师和多位老教授一起，赶到广场，苦口婆心劝大家回校。事后想起，避免了多少无辜的伤害。斑斑点点，自在人心。

     钱老师，祝您身体健康，高寿百年。您的锦绣文章，在中华学术界，恰如暗夜之中的明灯闪耀，我们当一路随行。

                                                                    （五）

      在北大中文系，我最喜欢的专业课之一，是洪子诚老师的当代文学。洪老师1939年生于广东揭阳，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八十年代，有幸成为洪老师的本科学生。提起治当代文学史，“北洪（洪子诚）南陈（陈思和）”闻名学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出生的洪老师谈吐带有家乡广东潮汕口音，于1939年生于广东揭阳。

       回想起来，人生往往有许多机缘，曾近距离提供给你，但反倒未加珍惜或轻描淡写的放过，就象任凭和煦的春风拂过，没有识别她包含的生命和绿色的气息。

      我在读书期间虽然对洪子诚老师无限尊敬，但是，我的深挚的敬意一直没有找到表达的机会，主要原因是自己的腼腆，懒惰。虽然洪子诚老师布置的论文多次被他评了高分，但依然是自卑的。以上的性格缺陷，影响了在校期间的进一步请教。而今，只能借大学时光倒影的短小篇幅，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

      回想洪老师讲课，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平平淡淡教材讲解背后的正义、人心、人性、坚守、宽容。他为人谦逊、治学严谨，淡泊名利。他的文风更显飘逸，《中国当代文学史》我认为是目前诸多文学史中，写得最好的一本。听洪老师的课，是最惬意的享受之一，在一板一眼的课堂教学中，常常能体会到洪子诚先生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学术品格的难能与可贵:不趋时、不旁顾，在一个屡屡被人宣告为没有学术含量的领域里沉潜数十年的“定力”;凝视历史，解读当代。分解讲课的印象如下：

     1.洪老师非常低调，甚至在众人前显得有些羞涩。老师自己讲，他讲课讲了几十年了，上讲台还是有点紧张。听说有一年洪老师监考，看到有人打小抄偷偷地拿出纸条来看，被洪老师看到，他自己先脸红起来。

      2.在《问题与方法》书中还保留了不少他在课堂上对个人生活小事、爱好、性情的表白，例如说自己怕见名人、印过两次名片却发不出去、遇到非常困惑苦恼的事“先吃饭睡觉再说”，等等。

      3. 洪老师说：“讲课的时候想到，窗外是马路，马路对过是图书馆，而且窗口就有树，真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不过，有时候也会有另一种想法：面前许多专注的听讲者，他们花这些时间听‘当代文学史’的枯燥问题，是不是值得？如果去读一本有趣的书呢？或者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呢？如果天气晴朗而且凉爽，那么，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坐在未名湖边看着湖水发呆，在遍布学校四周的茶馆、咖啡室里和朋友聊天，是不是更好？很显然，一些人为了听课放弃了更好的选择、更惬意的享受，这使我对他们产生歉意。所以，我首先要感谢这些在选择上出了差错的听讲者。”

      4.洪老师说：“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图像化的时代，广告、影视让人眼花缭乱，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但是，我却是更钟情于阅读，也更多从阅读中得到乐趣。就像有的人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常常读书，他的生活与书本关系密切的人来说，这个人的‘阅读史’，其实也可以说就是他的生命史。”

      5.洪子诚与钱理群先生一样，都曾感慨，觉得写不好诗、小说的才去从事研究工作。中文系可能不培养作家，但从不缺少文学梦。

      6.洪子诚教授很独特，他在浮燥中安静地读书、教书，在经历了中国各种运动后，他依然选择安静。与洪子诚教授接触多了，会感深到他安静中的幽默。他的幽默是冷的，是灰的，要慢慢体会才觉得更有味道。

      7.洪老师说：“有一个时期，麦芒蓄着长发，大概是他当谢先生的博士生的时候。我对男人留长发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并总容易做出与"行为不检"（至少是"自由散漫"）等有关的联想。后来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我的这种守旧毫无道理，头发的长度并不一定与学问为人成反比，麦芒不说是品学兼忧罢，行为举止至少也未发现任何不轨的征象。没有讨论过提纲，没有再三再四的修改，送来的稿子几乎就是定稿。这使我做出一种判断，"诗人"们在"学问"上，也是可以信赖的，而且总是相当出色。因此，如果有"诗人"要我"指导"论文，我总是欣然应允。但后来发觉，任何绝对化的判断，都经不起事实的验证。也会有"诗人"的论文，让我十分头疼的时候。北大诗人除了极个别的外，都会起一个甚至数个笔名。笔名大多是两个字的，如西塞、西川、西渡、紫地、海子、戈麦（松夏、麦芒、橡子、海翁、徐永、阿吾等等。这些眼花缭乱的名字，常让我伤脑筋。学生名册和记分本上自然找不到这些名字，而要记住郁文就是姚献民，西渡就是陈国平，松夏就是戈麦就是褚福军，野渡就是麦芒就是黄亦兵，还得不点功夫。不过，在牢记了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之后，倒觉得这些名字有着一种亲切。于是便想，诗名和诗情可能存在互动的效应。如果西川不叫西川而叫刘军，他会写出那样的诗吗?我至今还未发现有取芯片、干红干白、大盘绩优股之类作为诗名的，说明土地、河海、树木仍是北大诗人想象的源泉，大自然仍是他们心目中的‘精神栖息地’。"

      8.洪老师说：“诗歌朗诵会是北大诗歌活动的重要项目之一，但我却很少参加。部分原因，是在很久以前（那时，未名湖诗会还未诞生）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因为位子太靠近台前，朗诵者那种经过训练的、夸张的表情、姿势和声调，看（听）得十分真切，使我很不舒服。有的诗，曾是你所喜欢的；经过这样的矫情处理，会增加再次面对它的困难。但是，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听到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欧阳江河（《玻璃工厂》）、西川（《致敬》）的朗诵之后，又发现我的看法没有根据。语调、节奏，有了声音的词语，将会‘复活’在默读时没有发觉的那部分生命；如果朗诵者能把这种生命注入词语之中的话。”

      9.洪老师说：“褚福军也因为诗找过我。1989年夏天他毕业离校后，还几次到过我家；但却是与诗毫无关系的事情。他去世后，才知道他是戈麦，收到西渡编选的《戈麦诗选》。1983年3、4月间，一次课间休息，一个男生对我说，他叫骆一禾，毕业论文想让我指导，是写北岛的。问他为什么不报考研究生，他露出调皮却优雅的笑容:‘水平不够，不敢。’过了几个星期，稿子便在教室里交给我。在龙飞凤舞（或幼稚笨拙）成为当代青年书法时尚的当时，看到这整齐、清秀，自始至终一丝不苟的字体，叫我难以置信。长达三万多字的论文，上篇阐述他对于诗的看法，下篇分析北岛的创作。在我看来，研究北岛的文字，这一篇至今仍是最出色的。我期待着它的公开发表，却总是没有见到。”

      10.洪老师说：“五四文学社和另外的一些诗歌社团，也曾让我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如一年一度的未名湖诗歌朗诵会（但大多我都没有参加）。我读着他们写的诗，但不系统。在这些诗面前，有过惊异，欣喜，也有过怀疑和困惑。但因为对自己的感觉和判断力缺乏信心，很少当面谈过对他们的诗的看法。有的诗读不懂，不知所云，碍于师道尊严的思想障碍，也未能做到‘不耻下问'。”

     11.洪老师讲课没有高谈阔论，总是那么不疾不徐。他甚至说，“因为天性怯懦，虽然讲课已有40年的‘历史’，但只要一站到讲台上，依然还是战战兢兢，没有信心。”北大戴锦华教授却另有一番观察:“洪先生常会说到自己的怯懦、犹豫，我却相信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不易磨损，能抵抗外力的销蚀。这种坚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尤其可贵。”正是这种“坚硬”，促使他“以一己之力在北大开创当代文学研究，奠定一种基本文学研究方法”。

     12.洪老师认为对于做研究“利弊共生”。文弱书生经历了历次运动，难以想象，翻地、炼钢、看锅炉、开拖拉机（他笑称两次开进水渠里）这些事情和他有关。对于他来说更难以名状的，恐怕是在特殊年代里言不由衷的说辞。难能可贵的是，在他后来为“当代文学”修史时，能将亲身经历过的那段时和事“做出一种知识性、学术性的处理，而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

      13.接触过洪老师的人都为他近乎“自我贬抑”的坦诚而惊讶，洪先生在不同场合总是透露出自身以及自己学问的“不完美”，可正是这些坦诚反而愈见其高。比如他留校北大，不说自己优秀的原因，却说是当时条件下出去的才是“专业对口”；被问及如何评价自己和陈思和教授的当代文学史，他毫不犹豫说“己不如人”，并罗列陈教授的研究对他的启发种种；有论者赞扬他的研究方式是“一种带有历史品格的‘深度批评’，是试图建立文学史当代性与历史性的关联”，他却说“当时更多的是无奈”。他还说自己做文学史研究是因为文学批评做得不好。他经常跟学生讲，“我的想象力比较差，做的梦都是很现实主义的，非常有条理，从来没有做过上天入地的梦。”

      14.洪老师有真正学者才有的独立自省精神，那个年代特有的“两点论”对他也有很深的影响。他曾在一篇回忆文字里写道:就对待前辈学人（包括我们老师）的那种粗暴态度，不容置疑的大批判方式，回想起来也是应该汗颜的。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以先验的观念去粗暴剪裁、肢解材料的这种做法，在我这里便印象深刻。后来身处八九十年代创新热潮，虽然为新的理论、方法的到来兴奋不已，却也抱有警惕之心，防备着对它们的迷信，就像50年代“以论带史”那样。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区别尺度:概念、抽象是对现象的丰富，抑或是对历史的窄化——这可以说是因得病而获得的免疫力吧。值得怀念的另一点是，大学5年，我们的生活与社会并非完全隔绝，不是生活在封闭的象牙塔中。这一点是今天难以复现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遭遇，对别一代的辉煌、幸福其实无须羡慕，自己的哪怕是难堪的日子也不必后悔。洪老师从沈从文的这句话中找到了共鸣:毫无顾虑地来接受挫折，不用作得失考虑，也不必作无效果的自救。

     15.洪老师说：“当代文学离我们太近，还是要保持一定距离。贴得太近，情绪和评价会比较激进，保持距离也不是很容易，总的来说要把作品放在一个研究对象的位置上，要凭借个人修养对作品进行观察，很多作品没经历时间的检验，不见得这个作品对当代很重要，对下一个时代还依旧重要，比如唐朝‘当代’的唐诗选和后人编写的就有很大差别。但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有一个优点，就是对事情的了解比较细致，后人难以了解，所以也不是没有价值，当代人研究的当代文学史可能会在后来减少一些东西，但也会留下一些，学术在于一个积累的过程，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得到大家都认可的结论。”

      16.洪老师说：“人类仍然存在一些共识性的东西。比如作品被公众阅读是一个标准，但有的经典作品不一定被广泛阅读，包括欧洲的一些作品，大众不会去读，但作品的地位还是很高。像但丁的《神曲》，北大图书馆之前有一个记录，学生借第一部的人多，第二部的人减少，第三部就干脆没什么人借了，可这也并不影响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定位。好作品的标准还是有的，比如艺术的创新性，在艺术史上产生的影响，还有写作手法上、对人的心理的开掘程度上，当然，这也不是衡量所有作品的标准。”

      17.洪老师说：“在我看来，北大最值得珍惜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记那样。”

      18.洪老师回忆文革时说：“在写作课上（毕业后我一直给中文系和文科各系上“写作课”），通常对一年级刚进校的学生，会出“初到北大”之类的作文题，许多人便自然会写他们参加国庆游行的情景。在文章讲评时我好像说到，如果我们要战胜平庸，就要注意和培养你的敏感，发现你的真实体验；拿游行这件事来说，每个人的发现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要千篇一律地从准备、出发，写到见到毛主席，到最后回到学校；可以写出发之前，也可以写归来之后；你所认为最重要的，并不一定是最值得写的……”

                                                                           （六）

        1986至1990年， 四年大学，正是北大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之一，可资记录的语录甚多。围绕丁石孙校长的语录，至今难忘。

        1. 1984年3月，57岁的丁石孙上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就职讲话中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没有三把火，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2.1986年下半年，丁石孙提出了六点治校方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严治校;贯彻竞争原则;坚持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空气;树立综合平衡与全局观念;分层管理，坚决放权。

      3.每一任北大校长都可以在任内搬进北大燕南园的一套独栋小楼居住，但丁石孙拒绝了，仍旧住在中关园一套不到80平方米的老旧房子里。妹妹丁永宁说：“以前，我很难看到哥哥的笑脸。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反右倾，一会儿 文革 ，折腾极了。我看着他都觉得心疼。自从他当上了北大校长，我觉得他很阳光，意气风发，准备大干，好像春天进入了他的心里，属于他的时代来了。”

      4.丁石孙强调从严治校，但希望能给学生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他回忆当时的治校理念：“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办法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

     5.1986年入读国际政治系的学生王佳:“那时的北大就是我们心目中大学的样子。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承担着使命和责任，心怀热情和希望”。

      6.1987年元旦晚上8点钟，下起了鹅毛大雪。北大有三四千学生聚在学校办公楼前，要求学校领导出面解救被北京市公安局抓扣学生。丁石孙下到办公楼东门，让人从楼上放下一个话筒，他手持话筒跟学生对话：“同学们要冷静。有人被抓了，我们去交涉；把我围起来没用，我只有腾出手来才能做事”。丁石孙后来回忆：“我刚讲完，有学生大声喊：‘不要听丁石孙的话。他用的是缓兵之计。’这时楼上有人下来跟我讲，市委准备放人。我一下子心里有了底，就大声说，谁说我骗人，站出来，我从来不骗人。学校也从来不秋后算账。听我这么一说，学生安静了。这时是晚上8点多钟。我让他们11点再来找我，听答复。这样，学生慢慢散去了。”

      7.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中文系教授谢冕著文《永远的校园》，其中写道：“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8.1988年，丁石孙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说已经干了4年，身体很不好，希望能同意自己辞职。“我觉得一个人做不成的事情多得很，做不成就算了，我已经尽了力了。”他后来解释。

      9.1989年8月下旬，丁石孙在告别讲话中说：“我当了五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

      10.离任第二天，丁石孙回到数学系，找到时任数学系系主任的李忠说：“我来找你报到，请系里安排我的工作。”

      11.1998年，时逢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季羡林发表讲话时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

       12.常常有人追忆那时的北大。丁石孙笑笑：“我运气比较好，因为1988年确实是北大达到很高水平的一年。”他觉得，那种精神的魅力，是“不太容易消失的”。追问：“你的信心会因此失去吗?”丁石孙说：“那就不是我能做的，我从历史上已经过去了。”丁石孙校长于1927年生于江苏镇江。

                                                                        （七）

     1986年金秋九月的一天，我在北京站坐上了北京大学派来接新生的车子。驶进长安街的瞬间，我的心少有的蒸腾飞翔起来。记得当时我暗暗立下个心愿：一定要对得起这四年，拼命学好这四年。初入大学，随东北老乡张继成和孙兴彬熟悉了校园情况，瞻仰了未名湖畔的蔡元培铜像，这是北京大学七七、七八级毕业生捐赠母校的，由著名雕塑家曾竹韶教授创作，北京钢铁学院、首都钢铁公司协助铸成。这位五四时期的校长和名师，首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蔡元培校长，令我们顶礼膜拜。可惜，先生英年早逝，墓在他乡，学子们只能在铜像前瞻仰。蔡先生于1868年(戊辰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

　蔡校长的名言甚多，同学们曾作收罗如下： 1.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2.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3.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4.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5.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6.人的健全，不但靠饮食，尤靠运动。7.把美育特别提出来，与体智德并为。8.对于学生的希望：一、自己尊重自己。二、化孤独为共同。三、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四、有计划的运动。9.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10.体育可以帮助人们经受对体力和脑的锻炼。11.各级教育，应于训练上一律励行劳动化，使青年心理上确立尊重职业之基础，且使获得较正确之人生观。12.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13.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14.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已损 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15.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 。16.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17.美者，循超逸之快感，为普遍之断定，无鹄的而有则，无概念而必然者也。

     2012年春天，我赴广州，夜晚前往广州先烈中路的黄花冈公园，一个人从七十二烈士的墓道走进去，仰视记功坊上方正的石头，抚摸石碑和上面的每一个名字。他们在战斗中的英勇和失败后赴义时的从容与慷慨，都是人生命中最灿烂的火花。孙中山先生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蔡元培先生在《黄花岗凭吊图》题诗:"碧血三年化，黄花终古香。为群直牺己，后死尽知方“。

      那时，我才发现没有参加这次起义却绝对是他们中一员的蔡元培先生。早在1904年冬天，蔡元培与同乡陶成章等商定，将原来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改组扩大为光复会，他当选了光复会会长，并吸收徐锡麟、秋瑾为光复会骨干，此后又吸收朱瑞、吕公望等一批人士为光复会会员，壮大了光复会的组织和力量。黄花岗死难烈士，多出于蔡元培所创光复会。孙中山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那时，我方才了解蔡先生安葬香港。当时，我立下了到香港灵前拜谒的承诺。

        2014年秋，我赴香港，既定的曰程之一，要去拜谒蔡元培校长。通过手头的香港地图并参考百度地图确定好路线，于周日下午两点出发，坐地铁转巴士。经过了闹哄哄的中环，看到了城市里无数佩枪的警察。最后乘坐77号巴士，在香港新界西贡区西南部田湾街下车。找到一处花店，买了一束白菊花、白百合、马蹄莲鲜花。据说车站对面就是目的地，我却转了半小时，最后到香港仔的华人永远坟场，我竟然还向一位妇女市民询问。蔡先生该不会嘲笑我的一以贯之的路盲吧。

      这个时候，天空开始落下雨丝，亚热带的天空，刚出发时的晴空这么快就已布满阴云。顺着长长的斜坡，走到上面，看到一个古老的牌坊，上写着:'香港华人永远坟场'。一个人一生会有许多机会到这种叫坟场的地方，记得小时候曾无数次从坟茔中穿行。长大后发现，在墓地中实际上是一个和故人近距离接触的地方。而百年之后，他人于我们的墓前时，又应如何想?

      随意在公墓的台阶上行走，我自信的以为此处只是一个小小的所在，蔡先生的墓应是好找，过了许久，当我又上了一道台阶时，坟场的全景呈现在我的眼前，偌大的公墓足有两三个小山头，包围在两面的住宅楼宇中间。墓地上密密麻麻的一大片白色的墓石，除我之外再无一人。此时天色已经开始黯淡了下来，我想起出发前做的功课，记事纸上，标注着老先生的阴宅。资字5段24台。细雨迷蒙，几番上下往返，汗水雨水交替流下。似是老校长在冥冥中指点我这个在雨雾中寻找他长眠之处的后生，我抬头四顾，资字段不远处有一个墨绿色的巨大石碑，虽然在众多的墓碑中并不显眼，但做的功课告诉我墨绿色的石碑只有先生此处。因无法直达，我行礼后跨过两座别人的墓地，果然发现是蔡孑民先生墓。这个墓碑是1978年由台湾和香港的北大校友会捐资兴建的，按墓碑的上的文字说，原来的墓碑因为“江汉濯之”、“秋阳暴之”等原因，已经残破，因此要重修。

      墓前空地上亦是石条。借着天空残存的一点微光，看着石碑上的蔡先生之生平介绍，但天暗看不尽清楚，不过石碑上'蔡孑民先生之墓'几个金色大字到分外撼人。为何不写他的名而是他的号，或许孑民这个孤独的号，或许就是当年这个老校长的心灵写照。

     蔡先生的墓前花盆中，有束已凋谢的花枝。我没有拔下，而是将带来的鲜花一朵朵插好，我深深地向先生三鞠躬。

      细看青色石碑，上面撰写了蔡先生的生平，繁体字有些难辨认，但我还是用手机照下了。部分如下：

      “先生，諱元培，字鶴卿，號孑民，浙江山陰人，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生。其尊甫嶧山先生從商 以長厚著稱。母周太夫人，恆教以立處世之道。先生早輟巍科，入詞林，自甲午中日戰敗，我國朝野人士競言新學，始涉獵西籍，講求新知。及戊戌政變後，朝局益壞，先生敝履尊榮，毅然出都，思以教育救國。”

        蔡先生之墓，没有宏阔独立的空间，没有高耸伟岸的姿态，也没有鲜花松柏的围护，朴素的碑文在墓园的冷清中更彰显着先生一生的言行与追求。

    天色更暗了，回头看海岸线边上的华灯照亮。忽然感到十分孤独。离开墓地，沿阶梯向公墓的外边走去，竟然碰见了一个正下台阶的黑衣妇女，我俩各吓了一跳，又飞快地奔向大门口。

      当天辗转回到住处时已是八点多钟，十分疲惫。睡前步杜圣诗草就两首如下：

      其一，校长魂厝何处寻？香江闹市雨森森。永远坟场自秋色，瞬间天堂空鸟音。改革每每凌云计，施教堪堪动地襟。病卧仍待山河整，兼容并包华夏心。

     其二，先生墓地何处寻，香江城内柏森森。映阶碧草自秋色，隔海白鸽空好音。兼容频烦天下计，自由开济大学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