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柳家乡资料，电力在一九六七年前还是空白，农家照明只能用煤灯，或有条作的使用蜡烛。粮食加工人们用碾子把玉米碾成面。一九六七年二月，柳家大队率先从临近的劳改队四大队引入低压线路，用来照明。一九六七年秋，官营子大队因生产打深井需要电力配套，从高山子乡引入高压线路，解决了六眼机电井的电力和农户照明。一九六八年，其余几个大队都先后架线引电，结束了煤油灯蜡烛照明的历史，但是由于电力不足，晚上有时限电。

        由于当时发电的经济条件有限，电线使用铁八号线，架线杆用的是木杆，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O年间，相继把铁八号线路换成十六平方毫米的铝线，架线木杆换成水泥方杆。高压线路也逐步增多，电力用电也逐步多起来。一九六七年用电量平均每月一万余度，一九八一年用电量平均每月二万余度，一九八三年每月用电量平均在四万度，一九八五年用电量平均每月达八万度。

　　 据统计，一九八五底全乡变压器数为五十八台，高压线路柳家境内总长四公里，粮食加工点三十六个，水田灌溉电井六十六眼，用电的企业六个。

　　我出生在六十年代末期，仍是一个“黑暗”的时期，那时电灯、电视机等电器对于村民们来说还是很陌生很遥远。多数时间，我们晚上用于照明的是传统的煤油灯、蜡烛，腊烛属于“奢侈品”了，只有在家里来了客人才使用。因为没电，晚上村民们也不是很早就入睡，而是聚在齐家大榆树下，或生产队队部等地聊天，小孩子更是全屯子疯跑，提迷藏，打仗之类。到九、十点钟，整个村子就沉浸在黑暗和宁静之中，只有偶尔的狗叫声。虽没电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但对于从来都没用过电的人们来说，这已成为习惯，被人们长时间的接受，在这习惯的惯性中，也就没去计较这黑暗的不便了。记得那时候赵家小学晚上也上课，实际上也没有紧张到那种程度，大概率是农忙时节，老师们白天都去下地干活了，只有晚上才有大把的时间。因为常常没电，每个学生自带一根蜡烛，同桌点一根，能保证两三节课的使用。好几次，我们贪玩，将剩下的蜡烛头点上，从大路上慢慢走回家，将小蜡烛头当成了照明的小灯了。

      我们村子是从邻村大赵家屯接线过来，所以得从大赵家地那边开始架变压器和电线杆到村里，然后挨个树上电杆，最后又拉上电线。也许是大家的热情和合作，这样在不到一个月，村里就通电了，开始结束了“黑暗”的日子。当然，柳家乡的开始通电是一九六七年，我还没有出生；小赵家屯的通电是一九六八年，我刚刚出生。所以关于通电的记忆，多数是通电之后的限电和停电。

       关于通电前后，有几个小事记录如下：

        1. 家兄三哥的《扁担打鵏》故事：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事了。秋后，刘福荣带着扁担绳索，去大地里拾柴。那时家乡刚刚架设电线，过了牛犄角（地名），前边的大片田地里，正有两根电线凌空穿跃。走到距电线底下不远，刘福荣就看到一只大鸟点地而飞，有些踉踉跄跄的样子。“是大鵏！”刘福荣不容多想，提着扁担就追了上去。紧赶了几十米，追上那鸟，一扁担拍下去，将大鵏打死。一只大鵏，重达十来斤，刘福荣也顾不上拾柴了，扛着扁担，身后挑着大鵏，喜洋洋地回家了。此后，人们会经常在电线底下拣到或者捕到各种鸟类，比如大雁了、野鸡了......原来，这都是电线惹的祸。在田野里横空出世的两根细细的电线，在鸟类辽阔的视野里，是很容易忽略的。它们依旧象往常那样迁徙和捕食，一但撞上电线，轻者受伤，重者致死。所以，那只可怜的大鵏，才会被刘福荣一扁担打死。两年后，这种事情就很少发生了。大概鸟类也学会与时俱进，也知道规避风险了。古人守株待兔不成，现代人，守着电线等鸟来撞，也不成了。

       2. 父亲看书故事：童年时期，除了过年的几天，小赵家屯常年无电。无数次夜晚，父亲在油灯下看书，或者是小说报纸，或者是农业书籍，往往持续到深夜。无数次听到母亲唠叨：“点灯熬油，别看了。”父亲早已经习惯了母亲的絮叨，看书不辍。好象这种唠叨，成为了看书的组成部分一样。家兄三哥在《往事如烟之父亲与书》中写到：“父亲嗜好读书，这是我刚刚记事时就知道的。每当晚上睡觉前，劳累了一天的父亲就半躺在炕梢，就着自制的台灯或是昏暗的煤油灯，手捧着书，在母亲因为心疼电费油钱而埋怨和唠叨声中，孜孜地看着。那时候，农村常常拉闸限电，停电时，父亲就点着油灯坚持看下去。白天干活再累，每天的书是不能不读的。耳濡目染，我们兄弟五人个个都酷爱读书，至今也仍然保持着看书的习惯。

         3.“一灯油”故事。我们在小学时，都知道全公社闻名的勤学标兵姚海鑫，老师号召大家学习他的"一灯油"精神。当年柳家乡柳东村小赵家屯常常停电，印象中只有逢年过节才能保证有电。学生每晚学习多用煤油灯，海鑫必等“油尽灯枯”，也就是满满一煤油灯的油全部耗光才肯休息。他被当时的柳家中学教务主任李青远，发现并宣传褒扬，要求同学们学习这种“一灯油”精神。 长大之后我们分析，姚海鑫每天晚上学习，一灯油不点净不睡觉，形容的应该是学习之用功，到了半夜才睡。其实一灯油能点好一整个晚上呢，若完全通宵则不可持续。这种精神属实可嘉。海鑫兄早我五届，1981年北镇高中毕业，2003年起任辽宁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导师。

      全村先后通上了电，这样就让村民们由用电照明的满足感慢慢转向了对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给我最大印象的就是那露天电影，当时村民们对电影的渴望、好奇和热情相当高，特别是在最开始，能看得上一场电影算得上是生活中最大最开心的事情。那时露天电影开始都是在大队（村委）上放的，后来扩展到各生产队广场上。当时公社，大队，生产队，劳改农场四大队，五大队，加上邻近村，生产队，都会时不时各放一场电影。除公社在大礼堂放映外，其他不论季节都在广场露天放映。看电影成了我们这些孩子最高兴的事。如果是在本村放映，那对我和小伙伴们来说就是过节了。每到期盼来的放映日子，我们早早吃过晚饭，搬着小板凳或小马扎就到放映场去“占地”。大多是放映员没到我们先到了。我们翘首以待，看着放映员支起放映机，挂起银幕，我们会围着放映员师傅，不厌其烦地问：“今天放什么片子？”、“是打仗的吗？”好不容易等到太阳下山，夜幕降临，放映机打出一道白光投到银幕上。随着熟悉的音乐响起，银幕上或八一红星闪光四射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片头，或出现工农兵昂首挺立向前方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片头，此时，一个个躁动不安的心才终于平复下来，一双双眼睛紧盯着银幕，生怕落下一个镜头。但是，如果千辛万苦等来的，是一部扭扭捏捏、咿咿呀呀唱戏剧的古装片，则令我们十分失望。于是就会在人群中乱串，甚至到屏幕后捣蛋。那个年代放映电影，往往在正片前加放一些纪录片，我们这些孩子管这种片子叫“加片”，“加片”的内容大多是当时一些重大新闻的纪录片。在“加片”中，经常可以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出现。记得有几次是冬天放映，看完后手脚都冻得僵硬了，好不容易回到家，妈妈帮助在热炕上焐了好半天才缓过来。

       村里通上电，当时人们对电视好像和露天电影一样陌生和好奇，不过当时在农村比较流行黑白电视，因能力有限。我记得到八十年代，一个村子最多就一家人有黑白电视。白天忙农活，再说为了省电，就到晚上才会看电视，这家有电视，那全村人晚饭后就到这来看电视了，如果本村还没有电视，则又像看露天电影一样，邻村有就到邻村，也是拎着板凳去，因为人多，电视主人家没那么多板凳，到别村看电视的情景与看露天电影差不多，也特别的壮观。我村里的先富之家——老齐家有电视，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我也时常到他家里看电视。特别是在晚上黄金时间又碰上有好电视剧时，全屋坐着的站着的全是人，大家都很认真地看电视。那时没有有线电视，所以电视只能收看到单一的电视频道，但大家也不会感觉单调，还是心情地享受这精彩的电视节目。有时打开电视，可能天线没搞好，或者是其它什么原因，电视有时没有信号，全是雪花麻点，然后电视主人就会说，电视刚开机，要烧一会来，等它烧热一点，就有了。而人们也信以为真，就耐心地等待着。最后一次到别人家看电视，是1985年，我和四哥去小赵家屯南边的机管站看电视，现场直播世界杯，中国队在沈阳主场对阵伊朗队，2:0胜利。我们返回时，正赶上大雨倾盆，我们落汤鸡一般回到家里，但心里却十分满足。

       至于后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从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欲望就更强烈了，所以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就出现了黑白电视在我们那农村普遍化使用的现象，同时伴随着攀比现象，你买我也买，你买这品牌的我就买那品牌的，你买十四英寸的我就买十七英寸的。后来也慢慢地上演了彩电取代黑白电视以及彩电购买相互攀比的一幕戏。我家也经历了这从没黑白电视到有再到有彩电和从小型号电视到大型号电视的“革命”，越后来的历史记忆就越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