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记事起，每年秋末冬初，祖父便领着我们一家人开始例行的家园基本建设一一在两亩多的南园子中，选址开挖地窖。全家上阵挖地窖，持续了十余年。最近的记忆是在1981年，祖父和父亲领着我们最后挖过一次地窖，还收获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马蹬。这种铁制马镫，深埋于原来是大片草原的地下两三米左右，应该是大有来头的。也可能是当年民国时期胡子（土匪）所有，更大的可能，是经过这里的隋唐时期征东大军所留。因为，隋唐之际，骑兵成为主战兵种，用于大规模作战。唐王朝正是凭借强大的骑兵一举击败东西突厥、薛延陀、高昌、吐谷浑、高句丽等周边游牧民族和地方政权，创造了农业民族大规模战胜游牧民族的战争奇迹。马镫大多使用铁制成，为的是使马镫更牢固，不被脱落。马镫最大功能是可以解放双手，骑兵始可以靠双脚控制平衡在马上冲、刺、劈、击，大大提升了骑兵战斗力。 征东名将薛礼薛仁贵的马上功夫，也得益于马磴子的使用。

       唐王征东，途经辽西家乡一带，传说众多。然而，信史的记载甚少。在柳家旧战场访古过程中，对唐太宗李世民经过锦州、盘锦的路线进行了研究。

          　　

        （一）唐王征东的对象

        唐太宗李世民，亲征辽东的对象，就是立国700年的中国东北古国高句丽。 高句丽又称高丽或句丽，是发源于中国东北后占据辽东，朝鲜半岛大部的一个东北亚古国，在公元5世纪到7世纪的朝鲜半岛三国时代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据《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引用传说，公元前37年，扶余王子朱蒙因与其他王子不和，逃离扶余国到鸭绿江沿岸的卒本扶余，建立高句丽。高句丽建国后，迅速扩张，逐步统一了其周边的扶余、沃沮、东濊并吞并汉四郡。5世纪好太王和长寿王统治期间，高句丽进入鼎盛时期，之后的1个世纪里，保持了在朝鲜半岛对新罗，百济的强势，控制了朝鲜半岛大部和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中国隋唐年间，高句丽不断与中国中原政权交战，国力陷落，668年为唐朝与新罗联军所灭。高句丽人被迁入唐朝渤海国等地，部分高句丽遗民被新罗吸收。

　　高句丽立国700余年，曾成功抵御倭对朝鲜半岛的入侵和隋朝百万大兵的入侵，在东北亚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高句丽独特的历史文化已经成为朝鲜半岛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历史界将迁都平壤后的高句丽视为朝鲜历史范畴。1980年代起，高句丽争议浮出水面，由于高句丽本源于中国境内，后扩展至朝鲜半岛的特殊地理位置，国土横跨今日的中国东北、朝鲜大部及韩国北部，三国都认为高句丽自始至终是自己本国的原始民族或地方政权。 另外日本学者的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说也认为高句丽、扶余可能为日本民族的起源

       589年，隋灭陈中国大部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598年，高句丽先发制人攻辽西，引发第一次高句丽与隋的战争。但是高句丽仍旧四处联结反隋势力开始认识到高句丽是中原潜在的边患。隋丽战争遂爆发。612年，隋的百万大军从陆路和海上侵略高句丽，一路破城四五十余座，后来由于隋军前线将领的指挥不当，造成渡过辽河进攻的3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613年隋炀帝亲征高句丽，但因杨玄感的反叛，造成此次战役取消。614年隋炀帝再次亲征高句丽，因为高句丽连年战事造成国内弊端甚多。615年隋炀帝又打算攻高句丽。但由于隋内乱加剧，攻高句丽的计划被取消。隋对高句丽的战争使隋朝国力锐减，并引发隋末民变。618年，导致隋朝灭亡。

        （二）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隋灭唐继，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如饥似渴地汲取隋亡的教训。但在攻灭高句丽上，他却未卜先知地预言：高句丽不灭，后世必为大患！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曾对左右大臣讲：“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唐太宗又讲：“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朕长夜思之而辍寝。将为中国复子弟之仇！”而后来征高丽的诏令一下，立刻有数以千计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的志愿者要求参军报国，这些人都说：“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可见唐朝自上而下都没有忘记收复故土报仇雪恨，辽东永远只能是中国人的辽东，这土地上的每一寸上都浸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不遗后世忧”，正是隋唐两朝相继征伐高句丽的根本原因所在。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制服高句丽的战争，就不会有后来的万邦归顺、大唐盛世。历史反复告诫我们，团结才是复兴的力量所在。

     贞观十七年（六百四十三年年），新罗遣使入朝，述说百济攻占其40余城，并与高句丽图谋断绝其唐朝的通路。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出使高句丽，命其停止争战，遭高句丽权臣、莫离支泉盖苏文拒绝。高句丽王以东方盟主自居，走上了一条与唐朝进行全面对抗的道路，遣使前往漠北，用“厚利”挑唆薛延 陀汗国与唐的关系，打算在北面对唐朝进行牵制。在战备方面一面加固高健武时代建造的“长城”，一面在辽东和鸭绿水（今鸭绿江）以及干山山脉之间广大地区集 结兵力，构筑军事据点，并大力加强辽东城（令辽宁辽阳）、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扶余城（今吉林四平）、新城（今辽宁抚顺北）、盖牟城（今辽宁抚顺）、 安市城（今辽宁盖州东北）以及乌骨城（今辽宁凤城）、卑沙城（今辽宁普兰店西南）等诸城的防御力量，以此作为第二道防线，企图封锁唐军的水陆进攻路线和登 陆港口，并在这些地方实行坚壁清野，企图在唐军粮饷匮乏之时乘机反攻。

       贞观十九年二月，唐太宗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张亮率水军渡海袭占卑沙城；李绩军攻克辽东重镇辽东城，斩俘两万余人。六月，唐军进至安市城(驻：今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高句丽北部耨萨高延寿、高惠真率15万大军前来救援，被唐太宗击败，余众归降。七月，唐军开始围攻安市城。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于九月十八日班师还朝，没有达到征占高句丽的预期目的。此次唐太宗征讨高句丽，攻占辽东等十城，获七万余户，斩杀高丽兵4万余人，唐军阵亡数千人，战马损失十之七八。唐太宗回朝后，群臣建议对高句丽派偏师进袭骚扰，使其国人疲于应付，耽误农时，几年后即可使高句丽因粮荒而土崩瓦解，太宗采取了这一建议。以后，唐军采取了对高句丽发动骚扰性攻击的策略，共有以下几次：六百四十七年，太宗命牛进达和李绩率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丽，拔石城，高句丽王遣其子高任武入唐谢罪；六百四十八年，太宗派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率3万大军乘楼船渡海，入鸭绿水，于泊灼城(今辽宁丹东东北)大败高句丽军；655年，因高句丽与百济联兵入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遣使向唐求救，高宗命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兵击高句丽；658年，程名振攻克高丽赤烽镇(约在今辽宁海城境)，斩首3000级；659年，唐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在横山(今辽宁辽阳附近华表山)大败高句丽军。公元660年，新罗灭百济，高句丽失去盟国，陷入孤立境地。次年，高宗下令对高句丽发动大规模进攻，发 35军，水陆分道并进。苏定方在坝江击败高句丽军，屡战屡胜，进围平壤；契苾何力于鸭绿水大败盖苏文之子男生，斩3万人。时百济旧将叛乱，而苏定方围平壤久攻不下，逢大雪天寒，退军时，左骁卫将军、沃沮道总管庞孝泰在蛇水战败，庞孝泰战死。这是高句丽灭亡前的最后一次胜迹。由于渊盖苏文在世期间一直未能采取明智的外交策略，导致唐朝与新罗联合必欲灭高句丽而后快。盖苏文在世时虽然尚能以高压控制高句丽政局，但高句丽内部已经危机四伏，当他死去时，高句丽已离覆亡不远。公元666年，在泉盖苏文死后，世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但为二弟男建所逼，降于唐，造成高句丽内乱。唐高宗见状派契毖何力、庞同善等击高句丽，援救泉男生。不久，唐高宗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以后一年多时间，各战场捷报频传：李绩攻取高句丽军事重镇新城，并趁势将附近的16座城池全部攻下；薛仁贵在金山击破高句丽大军，斩首5万余级，攻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军会师；李绩等攻占扶余城，斩俘万余人，扶余川中40余城亦望风归降，再战薛贺水斩俘3万余人，乘胜攻占大行城。到了668年春夏，各路唐军会师，推进至鸭绿栅。高句丽发兵抵抗，唐军奋勇出击，大败高句丽军，追奔200余里，攻拔辱夷城，高句丽其他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围平壤月余。泉男建仍然闭门拒守，并多次遣兵出战，皆败。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全部平定。

高句丽鼎盛时期地图       

   （三）隋唐时期辽西交通实况。

        隋唐东征，即由今辽西朝阳渡过大凌河和辽河，东至辽阳的干道。这条交通线是汉魏以来，辽西和辽东郡之间的古道，北镇、盘锦地区正处在这条干道的枢纽之地。这条由西至东横贯辽宁的陆路干道，其南道又称“汝罗道”，由“营州”经大凌河下游的“燕郡”、“汝罗城”“巫闾守捉城”，渡“辽泽”，经“辽队”，进取襄平“首山”，直至“辽阳”。其中道又称“怀远道”，由“巫闾守捉城”、“怀远镇”、“蛇山子汉城”，然后东渡“辽泽”，而至“险渎县”，再渡辽水，而达“首山”与“辽阳”；北道又称“玄菟道”，由“巫闾守捉城”、“怀远镇”，东渡绕阳河，而至“通定镇”，再渡辽水，而达沈阳东“玄菟”。

        隋大业八年，短时期置有辽西郡，领辽西 、怀远、泸河三县。关于辽西郡治所在地，《东北历史地理》一书，判定在汝罗故城东，即今日之义县张家堡乡王民屯处，又有专家认为辽西郡治似应在今日沈家台一带，汝罗守捉似也应在此。

　　《新唐书.地理志三十九》载：“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韍人，武德元年曰燕州”。《北蕃风俗记》载：“初，开皇中，粟末靺韍人……内附，处之柳城，乃燕郡之北”。《唐书:征东》载：“无实土，所领户出粟，皆靺韍杂种”。以上诸条史籍记载，表明隋唐时期粟末靺韍人曾在辽西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而辽西郡就是为安置他们所设立。辽西郡既然是为安置粟末靺韍人所设，其所辖三县必为粟末靺韍人居所。辽西县在今沈家台一带，怀远县在今义县张家堡王民屯一带，泸河县在今锦州老城一带，则粟末靺韍人居所的具体方位大体可以判定。

　　这可以给我们如下几点启示：一是粟末靺韍人内附，从其安置地域看，内外之别的界线是医巫闾山。二是锦州地区之所以鲜有唐代汉文化遗存发现，盖因此地区其时为高丽别种——粟末靺韍人生存空间，后世有大量高句丽遗物出土，可谓佐证。三是今锦州隋代时建普济寺（即大广济寺前身），唐武德元年建北普陀寺，皆为教化、藻结粟末靺韍人所用。四是武则天女皇统治期间，乞四比羽、乞乞仲象所部，在大祚荣的率领下，从辽西返回东牟山建立渤海国。

　　辽西郡属泸河县，隋亡后而废，唐代为泸河镇。唐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李世民征伐高句丽时，与怀远镇同为军粮屯积地。由此可见其城邑当有一定规模。

         据《唐书:征东》载，“自幽州至辽东二千里无州县”。有人因此判定，隋唐时锦州荒无人烟。我们认为，无州县主要是指无行政建制，却不是指没有人居住。因为有几万户粟末靺韍人生活在这里，不可能荒无人烟。武德元年建北普陀寺，唐两次征东时“东输粟于古大人城”，后又建佑国寺，均可说明泸河镇的存在以及居民的相对集中。

　　《通典》卷一百七十八载：“柳城郡东南距安东督护府二百七十里”。当时，柳城郡东南有四守捉城，计为：燕郡、汝罗、怀远、巫闾。由此判断，武德元年称之为燕州的名称已不存在，锦州地区只有镇安军驻防的四个军事建制。因汝罗城为汝罗守捉所在，王民屯为怀远守捉所在，今日之北宁为巫闾守捉所在，故燕郡守捉似应在今日义县城址，这样方符合四守捉在史籍上的先后排序。

　　按照里程数计算，安东督护府治所似应在四守捉最东的巫闾守捉。不仅符合西距柳城三百二十四里的路程，而且背倚闾山，以镇安军为依托，进可攻，退可守，为军事部署所倡。北宁城里唐时所建双塔、怀远镇面对的唐代建筑宝林楼，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可为该安排作出合理的诠释

      （四）唐王征东途经家乡路线考证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当时唐帝国准备的第一步就是派使臣进入高丽侦查地形地貌，天气水文，风土人情等等情报，为大军开进做好一切前期侦查工作。于是在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七月，派遣职方郎中陈大德利用出使高丽之机，侦察其“山川风俗”。大德进入高丽境内后，先以丝绸绫绮贿赂当地官员，并告说：“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 吾欲观之”于是，各地官员便甘为向导，带其游历，“无所不至”。所到之处，大德又遇到了很多留居高丽的华人，即向这些华人讲述了中国国内的变化及其“亲戚 存没”消息。临别之时，华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探听，于八月十日回到长安，向太宗全面而又详尽地汇报了高丽境内的山川地理形 势。

      据《资治通鉴》记载：“（五月），庚午，车驾至辽泽，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壬申渡泽东。……丁丑，车驾渡辽水，撤桥，以坚士卒之心，军于马首山。（《资治通鉴·第197卷》 公元645年）”。

       翻译过来就是，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五月，庚午（初三），唐太宗车驾到了辽泽地，这一带二百多里的沼泽地，人马都不得通行，将作大臣阎立德用土铺垫作桥，军队昼夜兼程。壬申（初五）渡过辽泽东去。……丁丑（初十），唐太宗车驾渡过辽河，撤毁桥梁，以此来坚定将士们的信心，唐军驻扎在马首山。

       唐太宗东征时，“至辽泽”，“渡辽水”。专家说，汉、唐之际，从辽泽到辽河的地理位置，就在今天的盘锦北镇交界地区。由此可以这样解读，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五月，唐太宗率领征东大军，初三，到达盘锦北镇交界地区，用三天穿过这一带“泥淖二百余里”；初五这一天，渡过辽河；初十即行程五天后，才到达征东之地。算来，唐太宗从进入盘北到离开盘北，用了三天时间。

       所谓“辽泽”，指古代辽河流域广阔的沼泽湿地。唐军至“辽泽”，则专指辽河西岸的沼泽湿地。公元654年，大唐贞观十九年夏，唐太宗李世民率大军过山海关进辽宁，渡过绕阳河，直逼镇武堡（今盘山高升）关下，在饮马川西岸扎营。平定镇武堡后，改名高平，意为从之战开始平定高句丽。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三月底，大将李勣兵发柳城（今辽宁朝阳），但在另一方面却大造声势假装要从怀远镇（今辽宁辽阳西北）渡辽水，因此高丽将重兵放在了怀远这个方面，此时李勣出其不意，到达柳城后迅速北进，经甬道向通定（今辽宁新民）进发，在高丽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渡过了辽水，使得高丽人依仗的辽水屏障失去了作用。李勣这招 声东击西其实也是逼不得已，高丽在边境上大修长城，如果正面行军，那么唯一可走的道路便是辽东那著名的沼泽区，而这片沼泽区，就是我们的家乡一带——北镇、盘山交界处的沼泽草原。

       贞观十九年五月十日，唐太宗亲率六军经北平（今河北卢龙）、辽泽（今辽宁北镇与辽中之间泽地）渡过辽水，此时太宗遇到的难题与隋炀帝是一模一样的，是时辽泽泥淖二百馀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大军才勉强得过，此时的辽泽上面还浮有很多当年隋军将士的遗骨，太宗当时就命人将之收敛埋葬。渡过辽水之后太宗下令毁去桥梁，以此向士卒表示背水一战的决心。太宗留大军于马首山（今辽宁辽阳西南），自将数百骑驰至辽东城下，对李道宗慰劳赏赐，超拜马文举为中 郎将，并奖励了有功将士，处斩了临阵退却的总管张君乂。

      辽东城对于唐军是有特别的意义的，炀帝三征，均止步于辽东城，因此对于唐军来说辽东城是必须越过的一道坎。辽东城高丽军抵挡不住，被歼 1 万余人，俘虏1万余人，俘获城中男女4万余口，获得粮食50万石。唐太宗遂以辽东城置辽州，并举烽火入塞，向太子所居定州通告捷报。

       贞观十九年（ 645 年）八月十日，唐太宗又将军营移于安市城南，切断了安市与建安两城之间的联系。然后下令李勣攻城。城中坚守不动，且每次看见太宗旌旗麾盖，必乘城鼓噪，以弓矢相拒。安市城不懈的防守终于将唐军拖入了九月，辽东地区寒霜早降；草 枯水冻，加之军粮将尽，士马难以久留，太宗遂于九月十九日，下诏班师，围攻太宗征高丽之战至此结束。在征讨高丽的整个过程中，太宗皇帝不但亲上前线奋勇杀敌，而且在修筑攻城的工事，过沼泽时铺路等等这些苦力活均亲力亲为，最后回程的时候跟士兵一样破衣 敝裳，坚持不换他那件已经满身是洞的黄袍。诗经“无衣”的歌谣传唱了千年，太宗皇帝恐怕是最得个中三昧的君王之一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回师路线，是否仍然经过盘锦和北镇的沼泽地区，历史书上没有记载。根据太宗率三千骑回临渝关，就是现在的山海关，在滦县一带与千里来迎的太子相遇，此时，唐太宗所穿的战袍已破旧不堪。太子李治为他献上了新衣，之后途经唐山休整，紧随其后的千军万马陆续而至，在大城山上屯扎。《永平府志》、《大清一统志》、《畿辅通志》、《滦洲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对此都有记载。可见仍然是渡过辽水之后返程，也必然途经盘锦和北镇的沼泽地区。

         总之，唐军在历次东征中，每次路上都经过了家乡地区。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先后于贞观十九年五月和十月往返两次途径今北镇南部和盘锦北部我们的家乡地区。除第一次拔掉了高句丽的几座堡垒和城池之外，其他攻击，辽东已经平定，到最后，整个战线移到了鸭绿江一带，家乡更成为了大后方。征东之战，共攻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 10 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 7 万人入山海关内。共歼敌4万，降其大将二人，裨将及官人酋帅子弟三千五百，兵士十万人，并给程粮放还本土。又获牛马各五万以及大量的粮食。唐军自身损失近 两千，战马死者十之七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