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影之小屯“下放户”老韩家记
2018-03-30 0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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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赵家屯屯西,靠近柳家中学的一户人家,是下放农村插队的老韩家。他们家的遭遇,也反映了时代和历史的鲜明特点。早年他们全家都在沈阳工作,城市户口,工人家庭,生活安康;1970年3月,辗转下放农村,进入了艰苦的种地生活,相对城市是来受苦的;到七十年代末期,大女儿和儿子先后招工和考学离开农村,全家又随后落实政策回到沈阳,全屯是无比羡慕的;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国企倒闭,曾经工作稳定的孩子们又面临了二次的择业,生活水准和幸福的指数又下降了一些。到后来,慢慢地调整和适应。大时代的洪流,人在其中是身不由己的,只能适应并且择机发展。

       经过向父亲和兄长们以及韩德裕的问询了解,我初步梳理出他们一家的脉络。1970年,韩文贵一家六口,夫妻两个,加上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因为成份不好而落户到了小赵家屯,是来自沈阳的下放户,家主姓名韩文贵,因为有历史问题,伪满时给日本人当过翻译,所以全家被下放到农村。

        他们全家从沈阳下放到北镇县县柳家公社柳东大队第七生产小队,即我们的最小的家乡单位:小赵家窝棚。此后韩文贵告别了公职,成为一名农民,他们全家也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下放户”。韩文贵的“退职”手续是在当年的2月份办理。从参加工作到文革开始,他一直做汽车修理工人。他填写了《正式职工下乡退职登记表》,这份“登记表”的台头为“最高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要斗私,批修。”这是当年的标准格式。其核心内容为“经革委会研究同意韩文贵作下乡退职处理”,落款为“沈阳汽车修理一厂”。也许是出于保护需要,出于让人在农村安心扎根需要,韩文贵的政治身份从表上看不到任何痕迹。这隐隐和上山下乡的口号形成呼应,而排除了政治歧视的因素。而当时每个学生都要经常填写的各种表格里,“家庭成分”、“个人出身”都是必有项目。就是从表面上看,他们完全是出于主动的要求,而非被迫的选择。

        他们一家六口,每个人都得到一枚毛泽东纪念章。这是文革中十分流行的佩饰。不同的是,他们得到的这枚,上面有上山下乡纪念字样。于是成为这个城市和历史留给他们的时代纪念,也是社会给他们的“物质”馈赠。而这份“登记表”则是上山下乡的历史见证。这样,从形式上看,他们的上山下乡还是很光荣、很体面的事情。如果从“主动”上去理解,甚至还有点“积极”乃至“革命”的意味。

        后来屯里人们在谈起这些“下放户”时往往以“五七战士”或“走五七”称代,这时他们都要强调:他们是“下放户”,不是“走五七”。以“五七”来指称,是抬高了“下放户”的地位,也与史实不符。但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想必还是有缘由的:“他们”都是全家从城市去到乡下。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区别,但其间的差别巨大。“下放户”的构成是这样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被批斗、抄家等有政治问题或历史问题的家庭;临时工、无业人员等非正规单位人员等。而“五七战士”则是担任领导职位的下放家庭,他们有的受到冲击,有的属于“靠边站”状态。但他们下乡后依然保留公职,而且是正常领原来的工资——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任何时代,钱,都具备经济基础的功能。因为曾经是领导,因为保留公职,因为领工资,他们下乡后社会地位很高,受人敬重。并非“下放户”那样成为“改造”对象。他们中有的就直接做了生产队的领导,有的做了知青点的带队师傅,有的以闲散的状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而下放户直接就转身为农民。至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成为真正的农民,永远的农民。

       今天,当知青以群体的名义获得广泛声誉,“五七战士”也以其独特身份进入史籍,而“下放户”则因其低微出身被湮没在历史深处。他们的付出和遭际,无人打捞无人认领。被误认为“五七”的时候,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失去了身份认证。

        他们一家下乡前,舆论高调宣传了很长时间。其中一个著名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其指向为城市的无业居民。还有一个流传更广影响更大的口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毛主席语录。而且当时的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也拍摄过这样的纪录片,大造声势。广播报纸积极配合,工厂、学校、街道也以各种形式宣传造势。其后,街道便开始组织人员入户动员。他们锁定目标,三番五次做工作,强调重大意义,强调非走不可的趋势,并暗示或明示像成分有问题的家庭别无选择。但仍以“动员”的形式进行。这样韩文贵一家就成为他们那个社区第一批“下放户”。

       下放那天,到生产队报名,说的沈阳口音,生产队长没听清,把韩文贵听成了韩猛灌。农村人对喝大酒和猛灌酒是容易联想到一起的。从此,这个外号就传开了,真名反倒很少有人叫了。叫他外号,韩文贵也痛快答应,从不反感。给人的印象老实厚道,从不说东道西,只是规规矩矩地干活。

        据家父回忆,韩文贵虽然有点历史问题,但是屯里都没有当回事,也没有人歧视和欺负他家。这方面,或许因为柳家公社的偏僻,是政治的角落,更因为柳东大队和小赵家屯的人们憨厚善良,对外来落户的城里人报以同情宽容,甚至高看一眼,对所谓的历史问题并不在乎。韩文贵在家父担任小队会计和队长的时候,积极下地干活,并且什么活都能干得不错,人们都说看他那样干活不外行,象个好把式。据分析,韩文贵在沈阳时,是汽车修理工人,对汽车行业是明白人,也属于劳动人民出身。那时柳东大队成立砖窑场,有一次给砖窑送煤的汽车,出了故障,司机也修不好。人们想起了韩文贵,请他过去,他到那里就鼓捣好了。人们知道他懂得日语,曾经和日本人打过交道,就是这点,把这个技术工人弄成了“下放户”。可能他懂得日语,只是一点皮毛。如果为此连累全家,则实属冤枉。

       家兄三哥,曾经拿着一个家里写着日文的瓷盘,请韩文贵大叔帮助翻译一下,他看了半天认不出来。父亲讲到,这种情况还是有的。在日本占领时期,柳家刘家大院有一个叫刘焕的,当时也好像当过翻译。实际上就是胆子大,出劳工时敢于跟日本人打交道,与日本人比比划划,就会几句日语,日本人就通过他下达派活的任务。到解放后有人反映他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就组织批斗,他辩解说当啥翻译啊,根本就不懂日语,就多少会四五句话,多的也不学,就是敢上前跟日本人打交道,劳工队总得有人顶着,否则不都得被日本人给收拾了。我们分析,韩文贵应该就类似这种情况。

       老韩家与我家及我外祖父家走动很多。父亲虽然在大队工作,但为人公道正派,厚道包容,不象干部们普遍排斥这种类似黑五类的城里人。韩文贵一家跟我家外祖父家最要好。他家来时,国家给点补助,生产队帮助盖的房子。那时买盖房木头还是家父带人去的。象屯里早先搬来的马大军一家一样,是国家出一份钱,个人再拿点。

        韩文贵的大儿子韩德新有文化,有能力,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了本溪钢铁学校。那时考上大学的很少,家兄二哥是韩德新考上中专后的小屯第一个大学生,姚海鑫是第二个。

        韩家的大女儿叫韩春梅,常常到我们外祖父母家帮忙,尤其是在过年前后,帮助去切酸菜,准备年货。可能也有外来户到农村找个靠山的想法吧,毕竟外祖父在小屯里是公认的德高望重之人,并且家父还在生产队和大队工作。但这些肯定不是主要的因素。我多次吃过韩春梅给买的饼干,1978年招工,她去了锦州,安排在女儿河纺织厂,并在那里结婚生女。巧合的是,韩文贵一家搬走后,房子卖给了高振兴一家,他们家的女儿叫高巧云,曾是我家大哥的未婚妻,后来因为各种因素没有最终走到一起。韩春梅到沈阳后,由她的丈夫张旭给我大哥介绍了对象,就是我现在的大嫂。后来国企改制,韩春梅和她对象一起下岗,自谋职业了。据说她最终和张旭分开了,带着女儿生活。

         韩家的二女儿叫韩春丽,1979年随父母一起回城了。

         韩家的小儿子韩德裕,是我家三哥的小学同学,因为他爸叫韩猛灌,同学们就给他送个外号罐头瓶子。我曾经到他们家串门,平生第一次吃到了小孩耳朵大小的饺子,还是鸡蛋馅的。我们屯里的饺子都是老韩家饺子两三个大,并且全部是肉馅的。韩德裕常常到我家来玩。记得一次他和三哥、四哥在供销社“拉脚”丰收汽车上要了好几个苹果。主要是他们帮助司机抬苹果筐,司机看他们干活下力气,想吃苹果又不好拿,就出主意让他们把筐使劲向地上颠个几下,滚下来二十几个苹果,他们回来后分给我们一人一个,那是一个晚上,吃起来十分香甜,那是我吃过的最甜的“国光”苹果。据四哥说,还给姥姥送去了苹果,她老人家也吃了一个。

        三哥回忆,与韩德裕分别后他一直有些遗憾。1979年,老韩家落实政策,老两口加上二闺女韩春丽和小儿子韩德裕,四口人返回沈阳城。那时屯里人十分羡慕他们。之前,大儿子韩德新和大女儿韩春梅已经先后考学和招工回了城。韩德裕来向三哥告别,但是三哥和我们都没有送行的意识,也没有送个小礼品,未曾想到,轻轻的告别,竟然是三十多年的分别,至今未能见到。三哥说,有一次和韩德裕在四大队劳改农场溜达,捡到了几块破铁,韩德裕说在城里工厂附近,有的是,没有捡,他七岁前都是在城里度过的。1970年到小屯后,上了小学一年级,和家兄三哥正好一班,直到小学毕业。1979年初中毕业后,回到沈阳也没有继续读书。实际上人非常聪明,没有到农村的折腾,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三哥曾经在考上中专后,找到了韩德裕在沈阳的通讯地址,写过一封信,也不知道收到没有,总之是没有消息了。

       老韩家回城后很少再联系,曾经回小屯一次,给我家里四哥带来一个皮帽子,象《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帽子。四哥没有戴,后来家里送给了二姨夫李凤海。

        经过多次辗转打听到了韩德裕的电话,这也是他离开小屯三十九年后的事情了,我们都从懵懂少年步入中年。韩德裕告诉我,几十年来,未回去过小赵家屯。记得他刚离开的时候,还是吴大春的父亲吴庆富,担任生产队长。多年来,也想回去,但是交通也不方便。他大哥韩德新已经退休,在家带孙子。“那时,去的最多的就是你们家和你姥爷家。我家住在鄢玉林家西边。搬家时房子卖给了高振兴大夫家,有个姑娘叫高巧云。我们家不属于五七大军,是属于有历史问题的,那个年代就是那个玩意的。”“我没法写点东西,初中学的全就饭吃了。”

       据了解,韩德裕和他哥韩德新都住在沈阳市和平区,一个在沈阳钢窗厂,一个在沈阳钢管厂。他们的工厂倒闭后,韩德裕到私企工作,担任牵引车司机工作。韩春梅为锦州女儿河纺织厂下岗职工。 韩文贵2010年去世,享年88岁,他老伴在2007年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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