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影之小屯刘家记
2018-03-04 20: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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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小赵家屯的唯一一户地主,在老刘家。而这户地主,实际上是地主婆,她的土地实际上只有三十多亩离小屯四五里的薄地。

        据资料记载,贫农是指那些只有较少土地(约为中农土地的一半或一半不到)、部分或大部分租用其他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耕作,并交纳地租的农民 。雇农是最穷的,穷到一无所有,没有房子没有地,甚至没有积蓄,只能给别人打工,被别人雇佣。贫农虽然穷很穷,但是还是有地的,下中农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比贫农稍微富裕一点点, 介于贫农和富农之间的农民 。 农村的小资产阶级。一般占有土地,拥有一部分牲畜和劳动工具,生活来源靠自己劳动。一般不剥削他人,也不出卖劳动力受人剥削。如果有轻微剥削(剥削收入占全部收入的25%以下)就成为富裕中农(又称上中农)。如果出卖部分劳动力受轻微剥削的则是下中农。富农是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

        经向父亲了解,就我们小赵家屯来说,解放前,小屯没有富户,有几家接近富农的,都定了上中农,后来也无人计较了。比如,老齐家、老房家、老王家三家都是上中农,是中农偏高点,当时就与贫农和下中农一个待遇了。最令人唏嘘的是刘老太太。解放前当家的已经过世,只剩下刘郭氏娘俩,她和刘福生。解放后,小屯划分成分。刘老太太家有三十多亩地,都是位于小屯东北的薄地,也包括后来中学的校田地。当时土改规定,一口人分半晌地五大亩。土改前人均超过五亩地,就是中农,再多点就是富农和地主。因为刘郭氏人口少,有三十多亩地,不知怎么被定了地主,也许是认为她家是超标了。其实她家并不怎么富裕。老太太当家,儿子刘福生,再加上雇工,年年帮助侍弄地。最后一锤定音,解放后的成分划分为地主,是小屯的唯一一户地主。定上地主后,给留下十亩地,但常常会受点气。柳东大队组织批斗会,常被喊口号“打倒刘郭氏”。但是,小赵家屯生产队还是了解她家,开会从未斗过她。

       儿子刘福生,是刘家这支唯一的后人,却不行罹患肺结核死了,家里就剩下刘老太太。后来老刘家族就指定她的叔伯侄子刘福和抚养,老太太的房子以后就归他了。刘福和的儿子刘振铎和她一起生活。刘振铎是老太太的叔伯孙子,但在公社组织的批斗会上,还喊“打倒刘郭氏”呢。

       1970年左右,小赵家屯有几个下乡知识青年,打听到刘老太太有一个大花松木棺材,那是老太太在四十岁左右守寡预备下的。安排齐恩厚等几个青年,把棺材抬到生产队,七手八脚拆开了,让木匠打了一个篮球架子,只够打一只。放在生产队北面广场上。实际上在我家南园子的外边,小时候我们都多次到那个篮球架子下边玩。直到八十年代生产队解体,篮球架子也坍塌了,好像这个篮球架子有某种时代的感应似的。刘老太太中年时期预备的棺材,到老了反倒成为人们娱乐的工具了。

      刘振铎和刘老太太共同生活十多年后,她死了。连个小棺材都没有。人们说,哪管给钉个小薄皮板呢。后来跟生产队要了个苞米栅子,把老太太就那么卷起来,扔到小屯东边道洼地,埋在那里了。后来小屯开稻田,就连坟墓都找不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消灭地主富农剥削阶级,以及这一剥削阶级被消灭后如何对待这一阶级的人和他们的子女,不仅是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而且是涉及上千万人命运的社会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有着宝贵的经验,也有一些值得记取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调整社会关系方面作出重大努力,果断地为地主、富农分子摘掉政治帽子,其子女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上,与工农子女一视同仁。这一举措,不仅成为我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这方面,九泉之下的刘老太太,也会在小屯的过去世界中,有所安慰吧。

                                                                          (二)

       小赵家屯的老刘家族,是开创小屯的老户之一。老刘家子弟,很少向外定居,基本都住在小屯里。可以说,刘家是屯里的一个大户。

        根据父亲讲述,老刘家的祖辈已不可考。刘家老大,名叫刘占文,因身高近一米九,外号刘大个子。解放前扛过活,在五六十年代还经常下地干活,是个好庄稼把式,干活挺快挺好。六十多岁得了一个怪病说死就死了。据说得了蛇盘疮,他自己没当回事,也不去专门治疗,说没就没了。

        刘家的兄弟排行,是亲兄弟和叔伯兄弟一起排。但是刘家老二和老四,小屯人从未见过。父亲说,自从他记事起,就是刘老大、刘老三、刘老五、刘老六、刘老七、刘老八。刘老大生子刘福荣,刘老三生子刘福有,刘老五生子刘福贵,刘老六生子刘福德、刘福山、刘福成,刘老七生子刘福琴。其中老五与其他兄弟是叔伯兄弟,其他兄弟都是亲兄弟。

        在旧社会,一二十年代出生的人,象我的祖父辈的岁数,一般情况下当胡子的都不少。据父亲讲,我家太祖父定有家规,专心耕织,绝无下绿林。曾经,在太祖父的五个儿子遇到无理欺凌时,曾有加入胡子返身报复的计划,也被太祖父严厉制止。他老人家认为,胡子这玩意不是常事,没有前途,并且是人永远的污点,早晚会找上来。但是,实际上,那个时期的辽西一带,各地当胡子的都不少,干胡子是普遍现象。那时哪个家族都差不多有人干。有时气的被别的胡子欺负了,就说咱也干去。有时也就是跟着胡子溜达两天,最后解放后都有了污点。有时还有危险。刘老八就是在1948年,接近解放了。他跟辽西柳家土匪王振东到通辽去,被人打死在那里,才二十来岁,还没有结婚。

        父亲回忆,刘老八擅长踩高跷。有一次过春节,他整了一个特别高的大高跷子。高高地坐在老赵家下屋的小平房上绑高跷。结果,他绑的不结实,走几步“咵”一声折断了,摔了个大跟头。他也是个大个子。

        刘三也当过几天胡子。普通土匪,那时可能连枪都没有,就跟大土匪溜达,虚张声势。因为他没有人名,也没人告他抢劫,政府就没有追究他。大家知道他历史有点问题,但他也不干啥,也没干啥坏事。刘三,培养出了全柳家乡,解放后的第一个大学生。只是,以悲剧收场。

        父亲在《乡村往事》里记载到:刘三大名叫刘会文。在旧社会也是贫民出身,给地主扛过活。由于生活困难,也随黑道当上了一段时间胡子,那个时期也是为生活所迫。解放后种上了自己的土地,由于生活节俭,家中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每年过年前就对自己的儿女们说:“你们过年时是要吃肉,还是要好衣服穿?”儿女们都说要新衣服穿。所以每年他都给孩子们买新衣服,过年从来不买猪肉和好吃的东西,自己定做个豆腐,就和着自家备用的青菜,就把年过了。为了孩子们的长大和供儿子读书,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勤俭过日子。

       刘会文前三个女儿已出嫁,四女儿还未许人,在家中同父母一起过日子。刘福有是两位老人唯一的儿子。 刘福有十岁上的小学,学习成绩好,中学毕业后考入黑山县高中,高中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那个年代,全柳家乡也只有他一个大学生,是当时家乡的第一个佼佼者,给他们刘家增了光,全村的人也为之祝贺。刘福有在读高中的时候,正在三年困难时期,考上大学后农村生活稍有好转。但那时农村的生活还是很困难的,一年到头在生产队挣工分也分不到多少钱。两位老人就靠养猪养鸡卖些钱来供儿子读书,一家人靠勤俭持家,兢兢业业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那时候刘会文老两口和儿媳崔秀芬在一起生活是很和睦的。为了刘福有读大学,虽说生活暂时有些困难,他们全家人也感到很幸福。”

       刘会文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用时说:“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才有我的儿子读上大学。”在那个时期,全柳家乡只有他的儿子读上大学,所以他本人和全家人都感到荣幸。

       一九六六年,刘福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安一处军工厂工作。由于和妻子两地生活,家中还有两位老人,所以每年都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回家探亲,这样一连几年都是这样生活着。刘福有和妻子崔秀芬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已有十岁,小的是儿子已有两岁。妻子和两个孩子在老人房子的西屋住,但他们和老人分开过日子。崔秀芬和刘福有是高中同学,在校时谈的恋爱。六一年,刘福有考上大学,崔秀芬未考上。他们两人的感情很好,在高中三年谈恋爱时已同居,并且已怀孕,所以崔秀芬就回到刘家居住,六二年生了女儿。那时候夫妻感情非常好,父母和儿媳处得也很好。刘福有每年春节都回来探亲,和父母、妻子、孩子共同过个团圆年。到了一九七二年,妻子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是男孩,刘福有在西安见信后也非常高兴。那个时代虽说是两地过日子,夫妻二人经常有书信往来,夫妻感情还是很好的。到了一九七三年,刘福有参加工作已经七年,由于长时间地分居生活,再加上有些外界原因,夫妻感情发生了变化,产生矛盾。

        崔秀芬和刘福有是高中同学,两人在校谈的恋爱,刘福有考上大学后就同崔秀芬结婚,一九六六年就生了女儿。那时她和公婆一起过日子,为了丈夫读大学,崔秀芬也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勤勤俭俭地过日子,在生产队当过妇女队长,后又到大队当妇联主任。一九六六年,刘福有大学毕业在西安兵工厂工作后,她就和公婆分开过日子。崔秀芬很能干,加上丈夫参加工作有了工资收入,在那时农村,她们家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一九六九年,崔秀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有了儿子,夫妻感情还是很好的。

        一九七零年,柳家中学缺教师,崔秀芬是高中毕业,就被聘用到中学担任教师。有了工作,虽说有两个孩子,生活还是很好的。由于同公婆在东西屋居住,时间一长就发生了矛盾。因为崔秀芬在生产队当过妇女队长,在大队又担任妇联主任,在工作上经常同队长和大队干部开会。那时经常在晚间开会,所以就有传闻崔秀芬有作风问题,这就引起了公婆的怀疑。长此下去,公婆和儿媳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大,经常发生纠纷。刘会文老人就给西安的儿子去信说,崔秀芬和某某队长有男女关系,在大队又和某某干部有男女关系问题。刘福有接到父亲的信后,就信以为真,感到妻子崔秀芬对自己不起。想到自己几年来在西安工作,又觉得儿子不是自己的。毛主席说过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语录,妻子是在自己探亲后九个多月就生了。知识分子也有愚蠢的时候,不知道怀孕的真正时间。回家后就要同妻子离婚,提出孩子不是自己的,同时又提出崔秀芬和队长大队干部有男女关系问题。

        崔秀芬说:“你根本不知道怀胎多长时间能够分娩,只凭毛主席语录的一句话说明孩子不是你的。这些年我根本没有与别的男人有关系,你真是捕风捉影,血口喷人!”刘福有想找证据,根本没处找,就去公社提出离婚。公社文书看到刘福有没有证据,不具备离婚条件,刘福有就这样离婚毫无结果,又没有同妻子和好,就回到西安上班去了。崔秀芬根本不答应,从学校请了假,随后就去西安找刘福有去了。

       大学时期,刘福有学的是光学专业,在当时这个专业是比较好的。一九六五年毕业,一九六六年,被分配到西安的军工厂工作。一年后,在工厂任技术员,工作积极,思想进步,在工厂工作几年后已是骨干力量,多次受到厂内嘉奖,被厂内党组织培养为党的积极分子,准备纳新为中共党员。正在这时接到家中来信,请假回去后,同妻子闹离婚。离婚未成,回厂后妻子又赶过来了,把他回去离婚未成一事和他父亲的历史问题都同厂领导谈了,这样就给刘福有在工作上和思想上的进步,造成很大影响。最后就出现了刘福有因工作变动,计划逃出国境而被捕的一大事件。贵阳市法院按照上级指示,对刘福有、谭永叛国投敌的罪行进行了终审判决,判处刘福有死刑,谭永有期徒刑十五年。经高级法院核准后,维持原判,对刘福有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五日执行枪决,提前通知家属去收尸,家中也无人去。就这样,柳家唯一的一名文革前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离开了人世。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文革时期的政治犯重新做了审理,法院认定是错判了刘福有的死刑。贵阳市中级法院来人,和柳家政府人员把刘的父母接到柳家公社,对他们宣读了法院的决定,对他们给予经济上的补偿。由于法院的错误判决,发给人民币四千元国家赔偿,刘的父母两千元,崔秀芬和子女两千元。当时刘会文问法院来的工作人员:“你们法院是不是算给我儿子平了反,给我们这些钱就算完事了?”来的人答复了他所提出的问题,很是原则性地说:“不是给你儿子平反,你儿子刘福有是有罪的,但在现在,对你儿子的判决在法律上是不应该判处死刑的,在七六年那次判决是属于错判,所以这次我们来给予你们四千元补偿,请你们签字。”在那时他的父母和崔秀芬认为这样的落实就算可以了,就签了字,此案就算完结了。

         刘会文老人由于同儿媳不和,儿子死后就把自己住的东屋两间草房卖给了别人,老两口又买了三间土平方,和自己的小女儿一起,三口人过日子。女儿在八二年招了个养老女婿房春双,一家四口过日子,生活还能维持得很好。刘会文在一九八五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老伴刘田氏还是和女儿过。女儿生了一个女孩,还是一家四口过日子,后近百岁过世。

        目前,小赵家屯老刘家,还有刘福荣,刘福荣两个儿子,刘振铎,刘振简(外号刘大喜子);刘福山哥三个,包括刘福山,刘福德,刘福成,哥三每户生了两个闺女;刘福贵哥一个已经迁入北镇县城;刘福义,儿子刘江。

        刘家大户,如今多数仍在小屯。可惜家族中那个小屯第一个大学生,本有希望成为共和国的一名工程师或科学家,荣耀家族,却因为家庭纠纷和那个特殊的时代,而永远埋没在历史的深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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