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赵家屯的唯一一户地主，在老刘家。而这户地主，实际上是地主婆，她的土地实际上只有三十多亩离小屯四五里的薄地。

        据资料记载，贫农是指那些只有较少土地（约为中农土地的一半或一半不到）、部分或大部分租用其他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耕作，并交纳地租的农民 。雇农是最穷的，穷到一无所有，没有房子没有地，甚至没有积蓄，只能给别人打工，被别人雇佣。贫农虽然穷很穷，但是还是有地的，下中农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比贫农稍微富裕一点点， 介于贫农和富农之间的农民 。 农村的小资产阶级。一般占有土地，拥有一部分牲畜和劳动工具，生活来源靠自己劳动。一般不剥削他人，也不出卖劳动力受人剥削。如果有轻微剥削（剥削收入占全部收入的25％以下）就成为富裕中农（又称上中农）。如果出卖部分劳动力受轻微剥削的则是下中农。富农是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

        经向父亲了解，就我们小赵家屯来说，解放前，小屯没有富户，有几家接近富农的，都定了上中农，后来也无人计较了。比如，老齐家、老房家、老王家三家都是上中农，是中农偏高点，当时就与贫农和下中农一个待遇了。最令人唏嘘的是刘老太太。解放前当家的已经过世，只剩下刘郭氏娘俩，她和刘福生。解放后，小屯划分成分。刘老太太家有三十多亩地，都是位于小屯东北的薄地，也包括后来中学的校田地。当时土改规定，一口人分半晌地五大亩。土改前人均超过五亩地，就是中农，再多点就是富农和地主。因为刘郭氏人口少，有三十多亩地，不知怎么被定了地主，也许是认为她家是超标了。其实她家并不怎么富裕。老太太当家，儿子刘福生，再加上雇工，年年帮助侍弄地。最后一锤定音，解放后的成分划分为地主，是小屯的唯一一户地主。定上地主后，给留下十亩地，但常常会受点气。柳东大队组织批斗会，常被喊口号“打倒刘郭氏”。但是，小赵家屯生产队还是了解她家，开会从未斗过她。

       儿子刘福生，是刘家这支唯一的后人，却不行罹患肺结核死了，家里就剩下刘老太太。后来老刘家族就指定她的叔伯侄子刘福和抚养，老太太的房子以后就归他了。刘福和的儿子刘振铎和她一起生活。刘振铎是老太太的叔伯孙子，但在公社组织的批斗会上，还喊“打倒刘郭氏”呢。

       1970年左右，小赵家屯有几个下乡知识青年，打听到刘老太太有一个大花松木棺材，那是老太太在四十岁左右守寡预备下的。安排齐恩厚等几个青年，把棺材抬到生产队，七手八脚拆开了，让木匠打了一个篮球架子，只够打一只。放在生产队北面广场上。实际上在我家南园子的外边，小时候我们都多次到那个篮球架子下边玩。直到八十年代生产队解体，篮球架子也坍塌了，好像这个篮球架子有某种时代的感应似的。刘老太太中年时期预备的棺材，到老了反倒成为人们娱乐的工具了。

      刘振铎和刘老太太共同生活十多年后，她死了。连个小棺材都没有。人们说，哪管给钉个小薄皮板呢。后来跟生产队要了个苞米栅子，把老太太就那么卷起来，扔到小屯东边道洼地，埋在那里了。后来小屯开稻田，就连坟墓都找不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消灭地主富农剥削阶级，以及这一剥削阶级被消灭后如何对待这一阶级的人和他们的子女，不仅是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而且是涉及上千万人命运的社会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有着宝贵的经验，也有一些值得记取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调整社会关系方面作出重大努力，果断地为地主、富农分子摘掉政治帽子，其子女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上，与工农子女一视同仁。这一举措，不仅成为我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这方面，九泉之下的刘老太太，也会在小屯的过去世界中，有所安慰吧。

                                                                          （二）

       小赵家屯的老刘家族，是开创小屯的老户之一。老刘家子弟，很少向外定居，基本都住在小屯里。可以说，刘家是屯里的一个大户。

        根据父亲讲述，老刘家的祖辈已不可考。刘家老大，名叫刘占文，因身高近一米九，外号刘大个子。解放前扛过活，在五六十年代还经常下地干活，是个好庄稼把式，干活挺快挺好。六十多岁得了一个怪病说死就死了。据说得了蛇盘疮，他自己没当回事，也不去专门治疗，说没就没了。

        刘家的兄弟排行，是亲兄弟和叔伯兄弟一起排。但是刘家老二和老四，小屯人从未见过。父亲说，自从他记事起，就是刘老大、刘老三、刘老五、刘老六、刘老七、刘老八。刘老大生子刘福荣，刘老三生子刘福有，刘老五生子刘福贵，刘老六生子刘福德、刘福山、刘福成，刘老七生子刘福琴。其中老五与其他兄弟是叔伯兄弟，其他兄弟都是亲兄弟。

        在旧社会，一二十年代出生的人，象我的祖父辈的岁数，一般情况下当胡子的都不少。据父亲讲，我家太祖父定有家规，专心耕织，绝无下绿林。曾经，在太祖父的五个儿子遇到无理欺凌时，曾有加入胡子返身报复的计划，也被太祖父严厉制止。他老人家认为，胡子这玩意不是常事，没有前途，并且是人永远的污点，早晚会找上来。但是，实际上，那个时期的辽西一带，各地当胡子的都不少，干胡子是普遍现象。那时哪个家族都差不多有人干。有时气的被别的胡子欺负了，就说咱也干去。有时也就是跟着胡子溜达两天，最后解放后都有了污点。有时还有危险。刘老八就是在1948年，接近解放了。他跟辽西柳家土匪王振东到通辽去，被人打死在那里，才二十来岁，还没有结婚。

        父亲回忆，刘老八擅长踩高跷。有一次过春节，他整了一个特别高的大高跷子。高高地坐在老赵家下屋的小平房上绑高跷。结果，他绑的不结实，走几步“咵”一声折断了，摔了个大跟头。他也是个大个子。

        刘三也当过几天胡子。普通土匪，那时可能连枪都没有，就跟大土匪溜达，虚张声势。因为他没有人名，也没人告他抢劫，政府就没有追究他。大家知道他历史有点问题，但他也不干啥，也没干啥坏事。刘三，培养出了全柳家乡，解放后的第一个大学生。只是，以悲剧收场。

        父亲在《乡村往事》里记载到：刘三大名叫刘会文。在旧社会也是贫民出身，给地主扛过活。由于生活困难，也随黑道当上了一段时间胡子，那个时期也是为生活所迫。解放后种上了自己的土地，由于生活节俭，家中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每年过年前就对自己的儿女们说：“你们过年时是要吃肉，还是要好衣服穿？”儿女们都说要新衣服穿。所以每年他都给孩子们买新衣服，过年从来不买猪肉和好吃的东西，自己定做个豆腐，就和着自家备用的青菜，就把年过了。为了孩子们的长大和供儿子读书，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勤俭过日子。

       刘会文前三个女儿已出嫁，四女儿还未许人，在家中同父母一起过日子。刘福有是两位老人唯一的儿子。 刘福有十岁上的小学，学习成绩好，中学毕业后考入黑山县高中，高中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那个年代，全柳家乡也只有他一个大学生，是当时家乡的第一个佼佼者，给他们刘家增了光，全村的人也为之祝贺。刘福有在读高中的时候，正在三年困难时期，考上大学后农村生活稍有好转。但那时农村的生活还是很困难的，一年到头在生产队挣工分也分不到多少钱。两位老人就靠养猪养鸡卖些钱来供儿子读书，一家人靠勤俭持家，兢兢业业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那时候刘会文老两口和儿媳崔秀芬在一起生活是很和睦的。为了刘福有读大学，虽说生活暂时有些困难，他们全家人也感到很幸福。”

       刘会文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用时说：“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才有我的儿子读上大学。”在那个时期，全柳家乡只有他的儿子读上大学，所以他本人和全家人都感到荣幸。

       一九六六年，刘福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安一处军工厂工作。由于和妻子两地生活，家中还有两位老人，所以每年都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回家探亲，这样一连几年都是这样生活着。刘福有和妻子崔秀芬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已有十岁，小的是儿子已有两岁。妻子和两个孩子在老人房子的西屋住，但他们和老人分开过日子。崔秀芬和刘福有是高中同学，在校时谈的恋爱。六一年，刘福有考上大学，崔秀芬未考上。他们两人的感情很好，在高中三年谈恋爱时已同居，并且已怀孕，所以崔秀芬就回到刘家居住，六二年生了女儿。那时候夫妻感情非常好，父母和儿媳处得也很好。刘福有每年春节都回来探亲，和父母、妻子、孩子共同过个团圆年。到了一九七二年，妻子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是男孩，刘福有在西安见信后也非常高兴。那个时代虽说是两地过日子，夫妻二人经常有书信往来，夫妻感情还是很好的。到了一九七三年，刘福有参加工作已经七年，由于长时间地分居生活，再加上有些外界原因，夫妻感情发生了变化，产生矛盾。

        崔秀芬和刘福有是高中同学，两人在校谈的恋爱，刘福有考上大学后就同崔秀芬结婚，一九六六年就生了女儿。那时她和公婆一起过日子，为了丈夫读大学，崔秀芬也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勤勤俭俭地过日子，在生产队当过妇女队长，后又到大队当妇联主任。一九六六年，刘福有大学毕业在西安兵工厂工作后，她就和公婆分开过日子。崔秀芬很能干，加上丈夫参加工作有了工资收入，在那时农村，她们家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一九六九年，崔秀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有了儿子，夫妻感情还是很好的。

        一九七零年，柳家中学缺教师，崔秀芬是高中毕业，就被聘用到中学担任教师。有了工作，虽说有两个孩子，生活还是很好的。由于同公婆在东西屋居住，时间一长就发生了矛盾。因为崔秀芬在生产队当过妇女队长，在大队又担任妇联主任，在工作上经常同队长和大队干部开会。那时经常在晚间开会，所以就有传闻崔秀芬有作风问题，这就引起了公婆的怀疑。长此下去，公婆和儿媳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大，经常发生纠纷。刘会文老人就给西安的儿子去信说，崔秀芬和某某队长有男女关系，在大队又和某某干部有男女关系问题。刘福有接到父亲的信后，就信以为真，感到妻子崔秀芬对自己不起。想到自己几年来在西安工作，又觉得儿子不是自己的。毛主席说过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语录，妻子是在自己探亲后九个多月就生了。知识分子也有愚蠢的时候，不知道怀孕的真正时间。回家后就要同妻子离婚，提出孩子不是自己的，同时又提出崔秀芬和队长大队干部有男女关系问题。

        崔秀芬说：“你根本不知道怀胎多长时间能够分娩，只凭毛主席语录的一句话说明孩子不是你的。这些年我根本没有与别的男人有关系，你真是捕风捉影，血口喷人！”刘福有想找证据，根本没处找，就去公社提出离婚。公社文书看到刘福有没有证据，不具备离婚条件，刘福有就这样离婚毫无结果，又没有同妻子和好，就回到西安上班去了。崔秀芬根本不答应，从学校请了假，随后就去西安找刘福有去了。

       大学时期，刘福有学的是光学专业，在当时这个专业是比较好的。一九六五年毕业，一九六六年，被分配到西安的军工厂工作。一年后，在工厂任技术员，工作积极，思想进步，在工厂工作几年后已是骨干力量，多次受到厂内嘉奖，被厂内党组织培养为党的积极分子，准备纳新为中共党员。正在这时接到家中来信，请假回去后，同妻子闹离婚。离婚未成，回厂后妻子又赶过来了，把他回去离婚未成一事和他父亲的历史问题都同厂领导谈了，这样就给刘福有在工作上和思想上的进步，造成很大影响。最后就出现了刘福有因工作变动，计划逃出国境而被捕的一大事件。贵阳市法院按照上级指示，对刘福有、谭永叛国投敌的罪行进行了终审判决，判处刘福有死刑，谭永有期徒刑十五年。经高级法院核准后，维持原判，对刘福有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五日执行枪决，提前通知家属去收尸，家中也无人去。就这样，柳家唯一的一名文革前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离开了人世。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文革时期的政治犯重新做了审理，法院认定是错判了刘福有的死刑。贵阳市中级法院来人，和柳家政府人员把刘的父母接到柳家公社，对他们宣读了法院的决定，对他们给予经济上的补偿。由于法院的错误判决，发给人民币四千元国家赔偿，刘的父母两千元，崔秀芬和子女两千元。当时刘会文问法院来的工作人员：“你们法院是不是算给我儿子平了反，给我们这些钱就算完事了？”来的人答复了他所提出的问题，很是原则性地说：“不是给你儿子平反，你儿子刘福有是有罪的，但在现在，对你儿子的判决在法律上是不应该判处死刑的，在七六年那次判决是属于错判，所以这次我们来给予你们四千元补偿，请你们签字。”在那时他的父母和崔秀芬认为这样的落实就算可以了，就签了字，此案就算完结了。

         刘会文老人由于同儿媳不和，儿子死后就把自己住的东屋两间草房卖给了别人，老两口又买了三间土平方，和自己的小女儿一起，三口人过日子。女儿在八二年招了个养老女婿房春双，一家四口过日子，生活还能维持得很好。刘会文在一九八五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老伴刘田氏还是和女儿过。女儿生了一个女孩，还是一家四口过日子，后近百岁过世。

        目前，小赵家屯老刘家，还有刘福荣，刘福荣两个儿子，刘振铎，刘振简（外号刘大喜子）；刘福山哥三个，包括刘福山，刘福德，刘福成，哥三每户生了两个闺女；刘福贵哥一个已经迁入北镇县城；刘福义，儿子刘江。

        刘家大户，如今多数仍在小屯。可惜家族中那个小屯第一个大学生，本有希望成为共和国的一名工程师或科学家，荣耀家族，却因为家庭纠纷和那个特殊的时代，而永远埋没在历史的深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