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民国二年，外祖父陆春安出生于盘山得胜碑村，两年后的1914年，民国四年，外祖母陆秦氏出生于盘山三棵树村。回忆外祖父母，常常如在眼前，时时如处梦中，似有千言万语，终陷冥思追想。

                                                                                             （一）

       1975年前后，正是文革后期，生产队还处在鼎盛时期。那时，外祖父常年负责生产队的看护工作。我经常去生产队的瓜园去“陪”外祖父作伴。新河畔盛夏的夜晚，螺旋状的艾绳一头燃着红红的亮光伴着外祖父，艾叶的清香和外祖父刚刚晾晒干的旱烟叶香味弥漫了整个瓜窝棚，田野里的蛙声虫鸣组成儿时的天籁之音。突然，倚着简单铺盖卷躺着的外祖父说：我的老家在三棵树，你爷爷家是兴城的，我们两家都是辽河的，我们老家房后不远有一个得胜碑。我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答应着，当时我想的是被我打了记号的香瓜那个最先熟透，好填满时常饥饿的肚皮，也没咋在意外祖父的话。

        直到后来，我才深刻地理解外祖父的思乡之情。我们柳家乡位于北镇、黑山、台安、盘山四县交界处，外祖父母的老家在盘山县三棵树村。当年，外祖父母的父母在盘山三棵树住，那个村里早先是一片大草甸子，只有三棵柳树，第一户人家就在三棵柳树下扎根了，所以取名三棵树村。三十年代前，外祖父哥三个都在三棵树一带的兔驮子打草和开荒，那是一片大洼地草原。外祖父的大哥早就结婚了，有了两个儿子，就是我们的大舅陆万山和二舅陆万才，还有一个女儿，即我们的大姨陆桂珍。外祖父的二哥陆春林，娶的是刘福合的二姐，他的老丈人叫刘锢露，本名大家都忘记了。因为在年轻时他是个锔锅锔缸锔盆锔碗的手艺人，所以被人称为刘锢露。后来盖房置地，在当时也是一方财主，鼎盛时期在兔驮子有草田五百亩，在那里开荒种地近十年。

       早年， 外祖父他老人家在世时，曾经讲述了南大荒上的那场大洪水。那是1930年8月民国十九年的一场大水。连续多日暴雨不断，一天深夜，洪水悄悄逼迫兔驮子，就是今天柳家东青堆子向东到大兴村以南的小荒、大荒一带。突然各家各户水就涨上来了。听说水是从黑山上游溃坝决口而来。人们在夜里慌乱中无处可避，因为此地为一马平川的洼地，洪水四面八方涌来。外祖父一家和刘锢露一家，先后顺梯子爬上了一个房顶上。那时外祖父家与刘锢露、刘福合一家是房挨房的邻居。外祖父那年才十九岁，尚未成家，他的二哥刚娶亲成家，就是刘福合的二姐。两家人都爬上房顶，骑上草房架子，看下面洪水连绵不退，整整三天三夜。他们派外祖父和刘福合下去把粮食和锅碗瓢盆都找出运上来。饿极了，就在房顶开伙。用椽子和木架子搭锅台，锅底再放锅，在下面锅里烧房顶上的柴草。熬了一大锅稀粥，挺过了几天外祖父父亲当时正四十多岁，让他闯出去看一看，不能都等死。外祖父就抱着一根木头划出去，漂到一处大坝，再也回不去了。后来找到亲属，一起把家人亲属邻人都救了出来。

       发大水之前，外祖父父亲带着全家，包括太姥和姥爷哥仨，在兔坨子居住，每日的活计主要是打草往高升卖，那时叫高平街。30年大水之后，发大水后才搬到得胜碑住，后来全家最后搬到了小赵家屯。大概民国三十年从得胜碑搬到小赵家屯。当时外祖父的二哥先到这里落户，之后外祖父也投奔过来。两家挨着盖的马架子，一种带尖的两间小平房。后来外祖父受雇，到高升王老窝瓜那里染布，每年都挣些钱维持全家生活。后来又盖了两间大草房。一干十多年，到爹妈结婚后才慢慢不干了。

       民国十九年（1930年）八月（旧历闰六月），辽西暴雨成灾，大暴雨大致从8月2日开始，到8月6日结束，在包括辽西走廊、辽西北、今盘锦等地区，长300-350公里、宽100-150公里范围内尽成泽国，淹死3500多人（一说一万多人），难民达45万人。当时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呈送民国政府灾情报告中的描写：“溯当洪水骤来，奔避不及，或登屋攀树，作庚癸之呼（缺粮向人求借）；或枝折榱崩（树断房塌），终与波臣（鱼鳖之类水中动物）为伍。其尤甚者，全村被围，绝粒经旬，路远水深，无法施救，乃至比户（一家接一家）流为饿殍，全家悉就死亡。迨及水退之后，灾民无家可归，非恃乞讨，无以苟存，即赖粥锅以度命。伤心惨目，不忍听视。类此情形，难于殚述。被水之地，复被沙压，永远不能耕种。奇灾浩劫，诚为近百年所未有。”

      大概在1938年，在三棵树村，外祖父母结婚，后来他们搬家到北镇柳家小赵家窝棚一带，但他们常常思念故乡三棵树村。外祖母娘家也是农民家庭，有一个同胞妹妹，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我的爹妈结婚后，买了全屯的第一辆自行车，那还是六十年代的事情。因为有这个当时算是先进的交通工具，父亲就载外祖母回了趟老家三棵树，路线是从东青堆子向东走大兴、盘山后屯，过绕阳河再斜着奔三棵树村。之后每年有时外祖母也去呆两天，因为外祖母的父亲早就过世了，所以她在三棵树也不在弟弟家常呆。主要到外祖父的妹妹，我们的二姑姥那里住几天，常常到老秦家就是打个照，可能吃一顿饭，住肯定是在二姑姥家那里。

       对三棵树的另一个深刻记忆，来自家兄二哥李春生。那是在1974年，他陪同外祖父步行六十华里，去盘山三棵树村，外祖父母的老家。那时二哥十三岁，正读小学五年级。外祖父六十二岁。两人一大早八点多，从小赵家屯出发，爹妈送他们到村口。一路走到距离我们小屯三里地的庞家河。顺庞家河大坝，迤逦向南，约三个小时到达后屯。在那里，瞻仰了解放战争的烈士纪念碑。经过六个小时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大荒公社三棵树村。回程由二姑姥的儿子，我们的大舅赶牛车，经后屯大路，走了五六个小时，从早到午后返回了小赵家屯。我们对二哥的远行以及他那身绿军装十分羡慕。实际上，这是我们记忆中的，外祖父的倒数第二次远行，两次远行，间隔了二十六年。

        如今，远在三棵树的姥姥的两个弟弟，两个内侄，姥爷的妹妹和妹夫、侄子，都已经先后过世了，我们与外祖父母故乡的联系，不可逆转的中断了。

                                                                                  （二）

       我们的故乡是柳树之乡，我们的小屯又是柳树四合。每到春季，柳丝低垂，柳花翩跹，柳神随春风起舞。家兄三哥李春青追忆外祖母的组诗，题目是:《暮春思外祖母》。其一，梦逐柳花回故村，旧年光景又重温。外婆倚杖柴门外，手搭凉篷呼外孙。

        外祖母家与我家一一她唯一的女儿的家，隔街相邻，土街两侧是两排垂柳。每日她老人家除农活家务外，主要精力全部用在，盯住和看护前院她的五个调皮捣岛的外孙子，那五个小子上树爬房钻洞打架，可令外祖母把心操碎。姥姥自幼缠足，追逐我们就拄杖而行，遇到上树上房上墙上柴禾垛等紧急情况，老人家奔往不及，就只能远望急呼。因为外祖母还有后续的威慑手段，我们不论是谁在玩闹都会闻呼停止。想起来最危险的一次是，我与张五，房嘎等几个小伙伴练胆，从圆形敞口的水井上跳来跳去。那种水井深十多米，曾经淹死过人，还有村里一个闹婆媳矛盾的小媳妇跳井寻短见，幸亏被几个小伙子用筐救上来。我们玩跳井，是从东跳西从南跳北再从西到东从北到南。每次都竭尽了全力，正在冒险的极度快感中，忽然我的脖领子被狠狠抓住，回头一看是外祖母，她老人家尖叫:你不要命了!你们几个都不要命了!原来，外祖母远远看见我们跳井，惟恐声张反倒让我们分心而掉入井中，这才颤着小脚慢慢接近我们。自然，外祖母告诉了妈妈，我挨打长了记性。至今思之，对我们几个七八岁的小孩，那种冒险，就是要命的危险。

       我们五个兄弟，小时候都有“错骨缝”的经历。印象中都是外祖母和母亲背着我们，或去尚驿站，或去八家子老冯家。家兄三哥记得，他正在中学的篮球架上悠着玩，小叔王福林从后边猛地推他，一下子折了下来，立即就“错骨缝”了，就是骨头脱臼或错位。外祖母领着三哥到尚驿站一个老太太处，冷不丁端上来。后来外祖母给送去了一筐鸡蛋。

        其二，屋檐掏鸟踏窗台，水嫩葫芦摸下来。糕点小筐梁上挂，每天只与两三枚。 一年四季，儿童除帮助家务及学习外，余下的光阴里，想的做的，不外乎吃喝玩乐也。每到冬日，麻雀常常藏身于温暖的房檐缝隙，而春日又会到瓦房洞隙中孵养小麻雀。所以，每至冬季深夜，我们常到外祖母家的草房，寻找夜宿的麻雀。方法是，踏足窗台，或脚踩携带的凳子，以手电亮光逼住麻雀，使其眼花而暂时的不敢妄动。在短时间内，上手抓到。这种方法，不论成功与否，都会吵醒外祖父母，何况还有弄掉檐草檐土和打碎玻璃毁掉窗纸的事情呢。每到夏日，我们的眼睛常会被各种瓜果吸引，会从小花朵朵盯到半成熟。以至于，最机灵最调皮的四哥，总是捷足先登，将稍有成熟苗头的瓜果先行消灭。外形酷似瓜果的小葫芦，也有几次被误摘下来，或是被误碰下来。我们得空就到外祖父母家，悬在外屋地挂钩上的小筐里，总能变戏法地出现各种吃食，红透的柿子，变软的桃子，菜饼子，白面饼，菜包子，等等，在那食品馈乏的年代，小筐里的零食就是天堂般的美食啊。

       其三，外孙若个不牵情，阿大从戎更远行。照片一张摩仔细，可怜双目已难明。爹妈婚后连生了五个男孩子，最后决定不生了，他们认为事不过五，连续五个儿子而没有一个女儿，说明就是生儿子的命了。最后连积极鼓励要自己闺女再生的外祖母，也终于放弃了。妈妈告诉我，四哥出生后，妈妈本来要去做结扎，是被外祖母从去大虎山镇的马车上拉下来，让再要一个，说不定就有个闺女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看到最终还是小子，可想象妈妈当时是何等绝望。在我们家的五个孩子当中，数我自小最体弱多病，整天感冒发烧外加气管炎，严重影响了交往和游戏，所以我六岁前常常是病病恹恹，蔫了吧唧。及至上学，困扰我多年的支气管炎，感冒咳嗽，突然消失无踪，突然神清气爽。大人说可能是身体强壮了，也可能是气管彻底消炎了，也可能是知道凉热了，也可能是天气转暖了。更大的可能，是综合以上原因吧。

       我家虽与外祖父母家一道之隔，但是，小时候体弱多病的我，却很少到外祖母家睡觉。好象五六岁的一次，吃饱玩累之后，睡在外祖父母中间，半夜醒来，却哭闹回家，害得老人家穿衣送我回去，至今记得天上的星星亮亮晶晶，好象那株大柳树也染上了万点银光。截然相反的，三年困难时期前一年出生的大哥，却自小长在外祖母家。因外祖父早年经商，家境颇殷，三年困难时期就将我妈妈和我家大哥，接回自家长住。妈妈讲，那时粮食较少，姥姥手有余钱，买肉买菜，保持了营养。外祖父母一生从未向他人借过钱，而本屯许多人家，都曾向他们借钱，外屯的远亲也有不少前来借钱，老人从未拒绝。两位老人一生简朴度日，对他人却从不吝帮助。无论外祖母还是外祖父过世，全屯人们都自发参予送葬，直到送完最后一程。

      每次离乡，外祖父母必定早早在门口等待，送到街上。因外祖母是小脚，加之身体多病，我们都不让她去送。外祖父晚年与我父母同住。每次回家必牵手相询，我们都愿和他老人家彻夜长谈。每次离别，外祖父送到村口，和母亲一起向我们叮咛再三。总在询问下次回来的日期。母亲告诉我们，几个外孙子的回家，成为了他老人家每日的功课，计算还有多久回家。这是外祖父的精神寄托了。老人希望五个外孙子，至少一个留在农村，留在屯子，但大哥在十六岁远赴千里舟山海疆加入人民海军，我们先后考学离开小村。大哥从军第五年，方才第一次返乡，见到了亲人，见到了思念他的外祖父母，之后又告别老人返回队伍。姥姥一直有支气管炎，不喜欢干冷的冬天。每到春天，她老人家和我一起做柳笛时，总是说，好节气，好天气来了。后来，外祖母因患白内障，虽经乡社医院救治，而终告双目失明。每到外祖父母家看望，常见老人拿着我大哥戎装照片，似看似摩挲，似在自语似在叮咛。后来，外祖母又患上了神经衰弱，最终被我爹妈接来同住。

       1984年冬天，那时我和四哥都还在离家百里的北镇高中就读，爹从大队打电话给我们说：“快回来吧，见姥姥最后一面。”我们匆匆赶到家，外祖母已经过世了。我到外祖母的房间，就看到亲戚们都站在她的身边，个个都满脸悲伤。我摸着外祖母骨瘦如柴的手，心中一阵悲伤，不相信她就这样离开我们，我靠近外祖母的耳边叫唤着，可是她老人家只是静静地躺着，不理我也不应我！我老爹站在一旁，早已潸然泪下。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老爹落泪，滚滚热泪也从我眼角流出。大哥从遥远的浙江一路颠簸赶回，为老人送终。

　　外祖母是个有福的人——虽只有妈妈一个女儿，但女儿女婿出名的孝顺，五个外孙通过从军和考学而成家立业，每每屯里人当面夸奖，外祖父母都乐得合不拢嘴。每到新年里拜年的时候，差不多都能聚在一起，那一份热闹，那一份亲情，老人们会念叨多日。分别之后，看着皇历计算外孙们下次回来的日子。

　 小时候，很喜欢去到姥姥家门口乘凉。因为姥姥家门口就是一块场地，门前有一棵大柳树，靠边有一棵榆树。四五月份时节，榆钱刚熟了，人们爬到树上，将榆钱小枝折下，那也是香甜的零食呢。

                                                                                     （三）

       1984年，外祖母过世后，外祖父主动申请，经村委会向乡政府推荐，到远离村屯，被田野包围，庞家河岸边的排灌站工作。这种工作，需要认真和敬业；需要白天黑夜驻守，以站为家，付出奉献；需要忍受孤独，胆大心细，平时保证公物安全，汛期保证排灌安全。尤记得，外祖父每年都会荣获乡政府颁发的奖状，被我们贴在外祖父家他老人家老草房的白墙壁上。那面墙上，有外祖父亲自张贴的十多面奖状——我和哥哥们的三好学生之类奖状。

       据《北镇县志》，北镇境内的排灌站是统一标配的。1974年，成立了北镇县堤防排灌站管理所，指导全县排水站的管理。1978年，各公社成立水利工作站，管理所辖区内的排水站，实行人员统一管理，水费统一收缴，设备统一检查，机件统一购买的管理方法。根据有关规定，北镇县制定了《排水安全操作规程》，对排水站的工作人员职责、机电检修、家电运转安全操作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要求每年汛期各排灌站对机电设备进行一次检修，同时推进排水站的改善提高和更新换代，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近年来，我们走过柳家境内所有庞家河的排灌站。多数排灌站其实只是类似三层高的屋子，用于在旱季给大田浇水大涝回水时盛放大型水泵的，这是对辽西大部分地区而言。对柳家乡这个低洼地区来说，每年一次的大洪水，是对排灌站的最大考验。暴雨肆虐，上游洪峰漫堤，需要适时将洪水引入大小沟渠。更多的时候，将漫沟漫田的大水，通过它引入新河。柳家乡的旱涝保收，与新河的治理，排灌站作用的发挥，外祖父十余年的以站为家，有主要和重要的关系。

      外祖父住在站后的两间平房。每日三餐简单做些高梁水饭，煮两个咸鸡蛋，终日忙个不停。因为外祖父的长期看站，当时我们觉得最好玩的，自然就是颇为神秘的排水站了。经常，我们爬到站的输水管子上，练习跳水，或者从长长的管道里来回钻着玩。那时身子还小，爬在里面挺宽敞的。后来听说，别村几个小孩去上驿站排灌站玩耍，其中一个小孩钻进管道后大哭起来，其余几个不知道出什么事了，都去拉他的脚，却怎么也拉不动，向里看都吓傻了，忙去叫大人。结果貌似里面发现了死人。虽然不在这里，但此后我们很少再敢去钻管子了。

       上大学之后，每年暑假，我都会多次来庞家河边的排水站，陪外祖父一天，傍晚回家。夏日无汛时的水站，安静祥和，适合读书和钩鱼。我记得在这里看完了多个大部头，如《静静的顿河》，《堂吉诃德》，《战争与和平》，《四世同堂》，等等。读书的同时，我用罐头瓶子自制了钓具，里面放入内含猪肉米粒的小纱网，用自制的钓线放入排水站水面半米深处。时而有几条小鱼闻香而至。最多时一天收获了二十多条"水上漂"小鱼，拿给外祖父一起腌上做菜。

      排水站待遇甚低，少有人愿意接替，所以外祖父直到八十多岁，才正式退休，告别了排水站。那里新来的看站人，养了两条大狗，凶猛异常，自此人们不再愿意去那里了。再后来，又有死人的事传出来，排水站就慢慢地离开了我们的生活。

       直到二十年后的一天，我们兄弟相约徒步新河，探访了官营子排水站、孙家排水站和尚驿站排水站，两站都形成了全家入站的模式，主要是生活方便和免去孤独恐惧吧。他们居然还都能回忆起当年的我们的外祖父陆春安，那个十多年的看站元老。新看站人说：“那个陆老爷子，是最负责的，心也好，又是最胆大的。现在人来的越来越少，反倒是越养狗越害怕了。"

       此时，外祖父已过世十五年，离开庞家河排水站更是二十六年了。终其一生，外祖父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但全屯人们，从他过世时的全体送葬，到多年之后的追念，充分说明他的身教一直重于言教，艰苦朴素，乐于助人，自强独立。更重要的是，不论岗位工作如何微小，如何身处底层，但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悠悠众口，以及庞家河的流水，庞家河的钻天杨，两岸的良田，是最好的证明，每每思之，感慨不已。

       曾经在小时放暑假时，我来到庞家河东部的辽阔旷野之中，乌云滚滚，天幕低垂。我寻找正在此地干活的同伴，却没有任何踪影，因为在大雨将至的情况下，同伴先行返回了，我却如约而至。可怕的是，我竟然迷路了，分不清南北东西。我一个人行走在原野之上，我看到了大斑鸠。终于，在阴暗的天色中，我看到了庞家河排水站的萤火虫般的灯火。这个遥远的灯火，使我找到了外祖父，寻找到了回家的路。

       家兄三哥有诗曰：“村左排灌站，更筹今属谁。窗犹明月顾，树是外公移。花草香衣袖，鱼虾快朵颐。儿时欢乐地，今日尚思奇。”

                                                                                   （四）

        外祖父在看护排灌站的同时，负责整个庞家河柳东段的护林工作。我们村子东面这条长长的、时宽时窄的自北向南的庞家河，两岸堤坝上绿树成荫，这一道绿色屏障既是庞家河的贴身侍卫，又是村庄的忠实保镖，更是徒步者的乐园。家兄三哥在《中秋回乡偕四弟五弟游庞家河堤赏月》一诗中有生动的记录：“酒酣犹似少年狂，踏月巡星适莽苍。隐隐邻村闻犬吠，幽幽逝水映堤长。曾经往日江湖梦，又结故园鸿雁行。秋叶几枚波影动，哪堪归路暗生凉。”

         庞家河西岸堤坝正对着村子的这一段，南北两首各有一桥为界，长约四华里，两侧的斜坡上密密麻麻长满了杨树。北国的杨树就是茅盾先生在《白杨礼赞》中所描写的一样，都是那样耿直地、高高地耸立着，没有如龙爪槐婆娑的虬枝，更没有垂柳飘逸着的曼妙的腰肢，他们总是如此静穆地守护着河流与村庄，特别是秋冬落尽树叶之后，刚劲的枝丫直刺长空，更显其高远威严。这些树木是八十年代以来不断更新换代的，目前正如十七八岁的青少年的花季。而大坝护河林几十年的茁壮健康成长，正是外祖父以及先辈护林员精心呵护的见证。

         如无恶劣天气的例外，几乎是每次返乡后，我们都会前往庞家河，徒步在大坝上，在这六十年历史的林荫道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途中定要经过一座两间房的的由水泥砖与石棉瓦砌成的小屋，那就是外祖父曾经十多年居住的排灌站，也是护林房。每当靠近这间远离村庄的小屋时，我定会禁不住慢下脚步，心中充满怀念。外祖父平生做事谨慎认真，生活俭朴淡然，屋子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简简单单的日常用品都能常用常新，祭奠着护林老人曾经的辛勤劳动。前后二十一年年的看护，当年的小树苗已长大成林，也无需人们的照顾能够独立成长。

       无数次，外祖父在黎明的晨曦中漫步在堤坝上，查看着每株树苗的长势，若遇问题树，便会驻足停下，从根部到顶枝仔细端详，找查原因；外祖父常常使用长长的护林刀修剪树木。在晚霞的余晖中，外祖父坐在排灌站的台阶上，满足地欣赏着这河流林带，微笑着，如同看着自己的孩子又长大了。春夏季节里，外祖父工作是最忙的，要时常松土、剔枝。有一年的盛夏暴风雨过后，歪倒了好多树苗，外祖父一棵一棵小心翼翼地扶正，培土，加固支架，忙碌了许多天。秋冬到来，风干的树叶与枯草铺满了堤坝，遇到干燥的天气最担心的就是火灾了。因此外祖父又增加了清扫枯枝落叶的额外任务。

        从七十年代初外祖父开始护林，当时每天往返庞家河与小赵家屯，因柳家大队分为柳东村和柳西村而交接护林任务。之后，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晃又是十一个春秋， 在简陋的看站房和护林房里吃饭住宿，日夜值守，当年的孱弱树苗如今已经亭亭玉立，而这间小房子还在风雨中守护者，外祖父瘦小的身躯远去了，然而熟悉他的人们仍能感觉到他那颗护林的心还在这儿，他的那些要好的老哥们儿有时还会不自觉地来护林房找他聊天呢！

        庞家河大坝上的万棵杨树。经过从春到秋的护理，护河林成材率极高。三年后对比河东五大队劳改农场的大坝，一河之隔，河东大坝杨树普遍低矮，且明显稀疏。在地方林业部门的一份材料里，我找到了如下的记载：“1981年，陆春安成为了庞家河柳家段的一名护林员，同时也是排灌站管理员，从59岁一直干到71岁，此前，他曾经在柳家河段全程护林多年。在陆春安的护林生涯中，他既是护林员，也是爱林员。前后二十多年的护林生涯，让陆春安对于大坝杨树的情况了如指掌，对大坝上下的一草一木更是如数家珍。多年里陆春安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都坚持每日上大坝巡护，他凭着一颗强烈的责任心，将自己的汗水奉献给了庞家河大坝上下护河林防护事业。”

                                                                             （五）

         外祖父母家，是我们童少时期的又一个家，而那已经消失的老草房，却永存在我们的心里。

        因为母亲是独生女的原因，我们几个外孙子，自小就长期在外祖父家里玩耍。外祖母过世后，外祖父又独自自理生活近二十年，八十多岁，才在父母亲的多次请求下，搬到我家与他的女儿女婿同住。此时，我家祖父已经过世，我们五个兄弟都已经在不同的城市安家落户，家里只有父母两个人了。外祖父生前，最留恋的除了五个外孙子，就是他的老宅，老宅草房已经拆除，房基地留给了两个人，一个是东侧邻居，外祖父的侄子，我的叔伯老舅陆万成；另一个是原来的西侧邻居，王振东家。

       老家的住宅和外祖父家相距很近，只隔一条街路。我家住道南，五间平房；外祖父家在道北，两间草房。外祖父家是北方特有的老式草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石头砌的地基，泥土堆的墙，人字屋架，秫秸铺项，菱形图案的糊着窗户纸的木窗。在屋外房项抹上大泥巴，厚厚地镶上茅草。整个房子，即保暖，又防雨，虽然只有两间，但看着宽敞，住着舒适。

      外祖父母把我们几个外孙子，一直当作眼珠一样呵护。凡是有好吃的东西，自己舍不得吃，都要留给我们。从出生一直到离开老家到外地读书、工作，我们几个外孙子，在外祖父家居住的时间，大概不会比在自己家少。夏季摇扇，冬天暖被，外祖父母对我们照顾的无微不至。小孩子难免要淘气，比如上房檐掏鸟，偷摘还没长成的小黄瓜、小茄子，将顶花的小葫芦摸下来，对此外祖父母从来不予责怪。

       也有外祖父母不让我们住在他家的时候，那就是家里来了特殊的客人——要饭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来此要饭的，以山东的居多，说话语速快，一半听不懂，我们都叫他们山东老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凡是来当地要饭的山东老侉，一般都来外祖父母家找宿。很多要饭的，知道小赵家有个陆老爷子，心地善良。口耳相传，知道的越来越多。要饭要到天黑，甚至不惜道远，也要赶到外祖父家来找宿。可想而知，那些要饭花子，吃得差，穿得破，大包小裹的，身上满是虱子，脏不可耐，外祖父母竟然欣然收纳，烧炕做饭，提供住处，不要半分报酬。曾有三个山东老侉，私下里核计，要去供销社称二斤肉来报答外祖父母，被外祖父听到，当即阻止。我曾问过外祖父，对那些要饭的，给点粮食打发走了就行了，没必要留宿啊。外祖父说：“穷的可交，富的可为。”

       外祖父母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对屯里乡亲多有照顾，自己省吃俭用，对乡亲借钱借粮能来者不拒，帮助了许多人。就连临近小赵家屯的大赵家屯和刘大院屯，也有外祖父的两门干亲，有他的干儿子，因为他们认可外祖父的人品，在关键时期得到过他无私的帮助。不仅如此，从1968年到1980年的小屯知识青年们，有好几位都常常到外祖父家吃饭休息。每当营养不良的知青们来到他家，外祖父母就给吃给喝，不要任何回报。那时家家粮食不足，而外祖父却能过好日子，帮助别人。实际上，外祖父并非有大钱的人家，他有一句名言：“钱在手里是钱，钱不在手里就不是钱。”外祖父母清贫度日，除了老古董的几套家具，两件草房，不再购置任何多余的新家俱，也不再置办或重建房子，实际上是有这个实力的。外祖父在八十年代，经过几十年的积蓄，已经是万元户了，到他老人家过世的2003年，手里的积蓄并未增加多少。而实际上钱已经不知道毛了多少倍。外祖父家里的西山墙上挂着一个小喇叭。那时各家各户上都有一个小喇叭，由公社广播站每天播送有线节目，听新闻，听革命歌曲，听样板戏。大哥在16岁那年当兵入伍，到渐江当海军。大家都很想他，外祖母尤其挂念。一到晚七点，外祖母是必须收听新闻和天气预报的，一听说南方暴雨、大风或者台风，就极度担心，叨叨不休。一听到天气晴好，就很高兴。大哥出生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外祖父母宁可自己挨饿，也要省下一点吃的给大哥，让大哥能够健健康康地活了下来。后来大哥在部队提干，找了对象，把照片寄回家。可怜的外祖母那时已得了眼疾，双目近于失明。她坐在炕上，用手抚摸着照片说：“看清楚了，挺俊的，还是圆脸呢。”其实我明白，外祖母什么都没有看到。 西墙上还有一块黑板。当年下乡知青用水泥在墙上抹了一块半平米大小地方，涂上墨汁，就成了黑板，是用来书写毛泽东语录的。八十年代初，我上初中时，在外祖父家复习功课，用白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副对联，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引用过的励志联：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并以此联自勉。这副对联一直在黑板上保留着，一直保留到草房被扒掉那一天。

       2000年，外祖母早已不在人世了，外祖父年世已高，就把草屋卖给了邻居，搬到前院，和我父母一起生活。对于卖房的事情，外祖父是心有不舍，极不情愿的。因两家邻居地基较窄，一直等着外祖父能把房子卖给他们，才能翻盖大面积的房屋，就动员很多人来劝。外祖父坚持几年之后，终于碍不过情面，才忍痛割舍了。2002年，草房被扒掉，2003年，东西两家邻居各自盖上了宽敞明亮的北京平房。在那一年，外祖父去世。”

                                                                         （六）

        “恨活计”，是评价传统农民的劳动，虽然我一直是懵懵懂懂的，但我知道，那绝对不是贬义词。读到诗人行乡子的组诗《辽西，有一个节日叫收秋》写到：“三春不如一秋忙，农家院的孩子懂得这个理。邂逅秋天，成了藏不住的心事。收秋的口信一旦捎来，携带妻小立马启程的人，一定是心存秋天的游子。扒苞米，捡谷穗，掐高粱。起早的，总是能遇到贪黑的。累的，都不知什么是累了。脚打到后脑勺了，还一个劲儿地发懵。这秋，咋还没收出个模样呢。”

       收秋是个紧赶慢赶的活，收秋是累的人直不起腰来的活。 每年的农历九月，是辽西开始大规模秋收的日子。秋意渐浓，霜雾日重。农人们都约定俗成地定下了开镰收割的日子。就柳家地区来说，大概是阳历十月二三日吧，每年中秋节之后是秋收，农人们多是在早饭后八点多钟开割，到自己的自留地干上几天，收回家再干上几天，半个月时间里，就将全年的收成悉数搬回家。

       童年印象中，每年的收秋时刻，早晨到姥爷家，姥姥姥爷往往邀请我们再吃一碗饭。因为是秋收节，姥姥做了些好饭好菜，无非是烧饼炒鸡蛋之类。还有大豆腐可吃。因为我们那里，一般早晨是不炒菜的，除非是农忙时节。吃饭之间才了解到，姥爷已经收割完了自己家的三亩地的庄稼了。原来，他从凌晨一点起床，趁着月光星光赶到小村南面大田，开始收割自家的庄稼。他是全村第一个披星戴月开镰收割庄稼的人。待到日上三杆，他已收工悠然回家吃早饭了。

       我和哥哥们多好事，想看看三个多月的茂密青纱帐，全部倒伏之后的那种开阔和敞亮。于是跑到了南面姥爷的地里。见过往的村民们指指点点，那块足有十五条垄的长千米的高粱地，已没了任何遮掩，从我们小村的土道，一眼可望见南缘的县道了。听见人们说，是老陆爷子的地，一宿就割完了，老爷子真是"恨活计”呀!

      从大家颇有紧迫感的感叹中，我听到了“恨活计“三个字，颇为费解。于是又跑回家，告诉妈妈姥爷家的地，已收割完了。问那三个字的含义。妈妈没有回答我，而是和爹说，我们也得恨活计了。我想这应该就是抓紧干活，否则会令人愤恨忧愁的意思。

       待到我家开镰时，见到远远地一个人走进大田，那是姥爷，他又笑呵呵地帮我家一起收割起来。姥爷干得飞快，全不似七十来岁的人，似乎他很享受收割，享受丰收的喜悦。这时我理解，恨活计不是恨或厌恶，而是什么事情总愿一股脑的做完，麻溜的干完，活完了，就会有告一段落的成就感吧。

      我观察，何止是秋收，姥爷从事的所有工作，包括看护生产队场院，庞家河大堤的护林，孙家排水站的看站，垦荒侍园，都常见他笑呵呵地乐在其中，乐此不疲，终年不倦。至今，庞家河大堤的树木，还有他当年精心护理后留下的痕迹一一树木笔直，错落有致，林盛少白，森然成材。感觉那每年向南奔流的庞家河，也在赞许他的恨活计。

      长大之后听大师讲禅，寺院中的云水僧要做从准备餐食到庭院打扫的日常所有工作，但这些工作与打禅相同。也就是说，认真从事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和打禅在谋求精神统一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日常生活中的劳动也是修行，专心致志于工作也能到达参悟的境界。稻盛和夫说：“为了使事业成功、人生充实，勤勉是不可或缺的。勤勉就是指拼命工作，认真、努力地专心致志地工作。通过这样的勤勉，人类就可以获得丰富的精神和厚重的人格。在劳动中获得的喜悦是特别的，绝对不是游玩和兴趣可以代替的。认真、努力地工作，克服痛苦和辛苦后取得成功时的成就感，是人世间无可替代的喜悦。”

       外祖父是个闲不住的人。八十三四岁后，家里人怎么也不让他跟着下地收秋了，他老人家还颇为失落。有时自己到地头去看看，有时坐在家门口的大柳树下，远远地等着收秋回来，他帮着打开大门，帮着向园子中搬运，忙东忙西，又是乐呵呵的样子。

       我现在知道，恨活计不但不是恨活计，而是真的爱活计，真的爱家爱乡爱劳动爱亲人，是付出汗水后的热爱和无可替代的喜悦。 “恨活计”是我们辽西一代普通农民的真实写照。

                                                                                             （七）

       童年时期，每当夏日去外祖父母家，两位老人家常常象变戏法似的，从柜子里被褥中，拿出捂得红彤彤的西红柿或桃子、李子之类，那也是童年时期难得的美味。但还有比这些更令人深刻的东西。

        辽西家乡，冬日寒冷，水果稀少。除了过年前后方可吃到的冻梨外，另一种可称为水果的东西，甚豆比冻梨还要好吃数倍，这就是水果罐头。

        我在就读赵家小学（旧址已无存），现在叫柳家中心小学的时候，外祖父已六十多岁了。常常有人送他们点心和罐头。点心和罐头，是那个年代看望老人和送礼的标准配置。在冬天，当我们来到姥姥家，外祖父往往能从柜子被褥中，拿出一瓶画着鲜红桃子或山楂或苹果商标的罐头，当然有时是北镇大鸭梨商标，光是那包装纸就美极了。一年之中，外祖父母的亲戚，有我的爹妈一一一他们惟一的女儿和女婿，有他们的干亲们，还有他们常常帮助的乡亲们，赶上探望，就会带点这些东西。虽然不多，但他们永远不舍得吃，而是悉数都收藏起来，有时竟达半年多。

        多数在冬天，缺少水果的日子里，拿出来给我们解馋。外祖父先是小心翼翼地将罐头放在坑上，拿来剪子或锣丝刀，将罐头铁皮盖子轻轻撬动，“呯”地一声启开。三两只饭碗，每人半碗，我们无比香甜地吃光。那时我们都只会高兴地傻笑，没有一次向他们道谢，就飞快地跑路了，但心里嘴里都是无比香甜的啊。

       上大学后，每到放寒暑假之时，我都会用节省下来的学杂费，或勤工俭学挣下来的钱，给祖父和外祖父都各买点好吃的（那时外祖母已经过世了）。常常会买两瓶水果罐头，有时是菠萝的，有时是草莓的，都是当时北方难得一见的水果。到外祖父家，硬要当他老人家的面打开，让他一定吃上半碗才舒心。

       因为，不让他吃上一点，我心里不舒服。因为，我了解他老人家，他一定是老习惯，存起来，给村里小孩子吃了。因为他的五个外孙子，都已长大了，不再吃他的零食和罐头了。

       那时，我家的五间平房，与外祖父母家的三间草房，只相隔着一条东西向的小屯街道，两家类似于前后院，鸡犬之声相闻，无时不可往来。每年开春，我换下穿着一冬的大棉裤、厚棉衣，换上单裤、单衣，顿觉身轻如燕，真想要飞起来。于是就去上房玩。从自家鸡窝棚子上到耳房顶，害得下蛋的母鸡抗议着跳出来。大公鸡也远远的跑来要向我挑战。

       我不管它们，从耳房爬到了正房之顶，顿时全屯风光尽收眼底，四面八方豁然开朗，春天的氤氲大地，村屯中的杨花柳丝，劳作的乡里乡亲们，象一幅幅静美或动态的图画。

       家乡乃是辽河下游洼地，东望庞家河，掩映在护河林之中，忽隐忽现，有时如镜子一样反射着柔美的春日。西望医巫闾山，尚在百里之遥，象水墨画卷，横亘在太阳暮落之地。

       正当我得意观光之际，忽然自北边传来一声声呼喊，那是外祖母响亮的叫声，“小五子，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姥姥是小脚，这时已出门奔我家来了。我惟恐被父母知晓，赶紧从耳房和鸡窝连滚带爬地下来，蹭了一身灰，老母鸡又一次抗议我，大公鸡又来追逐。我一溜烟地从家门口直串入南园子中了。

       仿佛又听见了外祖母的呼唤。她老人家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十五年了。那时，每年的春天，姥姥都会帮我们制作柳笛。身体虚弱的外祖母，望着春天的园子，总会说：“春天来了，好日子来了。”

                                                                               （八）

        童少时期，外祖父最喜欢看我们读书，尤其喜欢我们在他家里读书，即使点灯熬油、通宵费电，他老人家也乐得陪伴。

       七十年代，我们家用的日历都是老日历，那时侯日历的品种稀少，且都挂在家里较为显眼的位置，如大镜子旁、照片镜框旁、办公桌上边墙上，等等，都是最简单的农历阳历的日历。在我的长期记忆当中，只知道这么一种日历。

       八十年代，突然兴起了知识日历，不知哪位亲戚，送了外祖父一本。阳历年（元旦）那天，我惊奇地发现，外祖父家墙上挂上了一小本绿、蓝、红各种字体的知识日历，里面都是天文地理气象知识。见我感兴趣，外祖父把日记拿下来，让我看，我真的喜欢那一个个小故事或小知识。过几天，外祖父就把撕下来的几页给我送来，我夹在我的书本中，作为了书签使用。

       这年假期从学校回家，外祖父送了我一个令我喜欢的小礼物，这便是他将近攒了半年的知识日历，用线订起来给我，还加上了个硬壳封皮。那便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手工日历书罢。

       一张（本）小小的日历，反应的却是外祖父对知识的重视和对文字书籍的珍视。日历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的发展。旧的日历走了，永远的知识却永能流传，纸张和画卷上的温度褪去了色彩，离去的是时间和找不回的触感。我喜欢日历每一页后边的“明天”的未知，以及今天的知识，未来的一种希望。

       曾记得父亲讲过，外祖父确有几本古书，在文革年代烧掉，那于他是多么痛苦的事啊。在那个文化荒芜的年代，除了教科书、小人书和毛主席著作，其它的书却是少得可怜。外祖父家不是书香世家，没有什么书留下来，但曾经有过几本古书，有响马传、说岳等等。可是破四旧时，怕有人告发，就悄悄地填灶坑里烧掉了。我们曾经多少次地问过外祖父，书真的烧了吗，一本都没有留下吗？外祖父每次都是惋惜地摇着头。

       从外祖父对知识日历的珍惜，看出他老人家当年的不舍。保存岁月最好的方式是致力把岁月变成永存的诗篇，不凋谢的画卷或源头活水一般的知识。

                                                                                       （九）

       外祖父母共有两门干亲，老赵家，刘发家。一是认老，老赵家是老；一是认小，刘发家是小。辽西柳家一带乡间习俗，一旦认干亲，凡事都须按乡间交往的一般程序进行，过年、过节、寿诞、生日、都要按乡间礼俗程序去做。

         外祖父在解放前就认干老了，干老就是干爸，到今天三辈人已经走动了七十多年。外祖父的干老拉胡琴，并且长年累月总拉一个曲，名字叫《两个小姐喜欢打秋千》。当年刘大院屯的刘发是木命，常年病恹恹的，四岁时家里找人算命，得找一个火命的人，给人当干儿子，才能去病去灾。刘发找到外祖父是通过李国志他家认识的，因为刘发他妈是小赵家姑奶奶，是李国志他姑。那时都迷信，瞎子算命说是得认个火命的干爸，才能不再生病。刘发他妈就拿点礼物，上外祖父串门来了，外祖父母本来就是善心人，就这么认的。往后就年年来串门，拿两包果子来看干老。刘发小时候他妈带着来，长大了就自己来，结婚有孩子后俩闺女也来，来时买的东西你姥爷都让俩闺女吃的。刘发来时也不爱说话，有时拿两把夹子，说是打鸟去，外祖父母都留着吃完饭才让走。俩闺女也随他，都不爱说话。2013年，外祖父世后，还是走动，来看爹妈。后来母亲就说，刘发啊，你也是七十岁人了，就别来看姐了。劝告之下，去年开始春节就不来了。

       大赵家屯的干亲，是外祖父认赵忠余他爸叫干老，八十岁没的，那时大概是七五年。赵忠余哥三个姐一个，外祖父认干老后就和这兄妹四个成干兄妹了。赵忠余是老大，哥三个早死了一个老二，剩俩兄弟。赵忠余住道北，生了四个儿子，数赵春和最有出息，干到乡长和党委书记，后来调到北镇。赵忠余跟儿子赵春和搬到北镇，是去年没的，活了九十多岁。老太太还活着，身体好，也快九十了。赵忠余的兄弟老三赵忠有，住在道南，一直认亲。外祖父对干老没少帮，缺钱送钱，缺粮送粮。生产队食堂分两块大饼子还给送一块去。赵忠余没搬走时，我们也年年去看。干老对干儿子也好，有啥好吃的都叫我外祖父去过吃，有时熬点鱼也得让儿子给送来，栽蒜种园子都是叫干儿子帮干，别人干相不中。干老拿干儿子比亲的都好。有时上你外祖父家来，就让做疙瘩汤，放点肉丝，别的不要。

        “拜干亲”曾是流行全国的一种保育习俗。从柳家地区来看，拜认的干亲可能是永久性的，终身保有这种关系，甚至象外租发这样的连续到三辈人。“拜干亲”这种保育习俗，尽管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我们仍能从中找到一些共同之处，那就是目的相同，都是为了让小孩好养和顺利成长，或者让家族联合；起因相似，都带有较为浓厚的迷信色彩；情感一致，都富有极为浓烈的亲情色彩。认干亲，在乡间虽然没有固定的程式，大致都是认干爹、干妈、干哥、干姐之类的干亲。外祖父与老赵家认干亲的原因，大致是这样，两家是朋友，交往甚好，为把这种交往相对固定，就采用认干亲的办法使交往加深。

        记得童少时期，数次去外祖父的干亲家串门，代表父母去送年节礼品。印象深刻的是，高一时期，与当时已是大学生的二哥，去刘发干舅家拜年，彼此十分亲热。外祖父的干亲，一直延续几辈人。实际上，认干亲与周济穷苦，是外祖父八十余年人生的一惯作风。 外祖父母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几十年来，对屯里乡亲多有照顾，自己省吃俭用，对乡亲借钱借粮能来者不拒，帮助了许多人。

       我们分析，外祖父的两门干亲，所以相处长远，隔辈如血亲，是因为他们是同类中人，同样为人正派，彼此认可，认可彼此的人品，在每每关键时期互相无私帮助。

       由干亲想到乡邻，再想到外祖父九十高龄过世时的全村雨中送葬。外祖父的信仰，不是宗教，胜似宗教，是民族的美德，传统的仁爱。他老人家人生简单开明，映衬着自然的朴素壮丽，社会中虽然难免泥沙俱下，但正是它们才映出沧浪清流的大美大好。而勤劳与向善，则是外祖父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十）

          2002年前后，外祖父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回忆之中。有时听他老人家的漫长讲述，我或者哪个哥哥睡着了，他还会轻轻扒拉，希望你能继续听一会儿。我们弟兄中，听讲最多的是家兄三哥，因为他最能熬夜，姥爷讲述时，三哥习惯性地哼一声回应。有时 那段时期，外祖父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回忆之中。有时听他漫长讲述的我或者哪个哥哥睡着了，他还会轻轻扒拉，希望你能继续听一会儿。我们弟兄中，听讲最多的是家兄三哥，因为他最能熬夜，外祖父讲述时，三哥习惯性地哼一声回应。有时外祖父已经停止不讲了，迷迷糊糊中的三哥还在不时的哼一声；听讲最少的是家兄四哥，因为他头挨枕头就睡着了。常听外祖父说：“老四，觉大”。如今我们都非常遗憾，外祖父讲述的无数个故事，大部分没能及时形成文字记录，都已经隐没了。

         尚能记下外祖父讲述的旧事如下：

          第一件，日本装甲运兵车，到高山子后，向山上开炮。那个年代，山上都是松树，日本人轰倒大树，引发了山火。及至村民们等日本鬼子走后救火，已经烧的差不多了。到辽沈战役，山上又挖出了许多战壕。这样解放后，补种了松树和榆树、槐树。待到后来开挖石头，高山子就慢慢消失了，最后只剩下孤灵灵的山头。

         第二件，外祖父在晚年，还恨恨地讲述日本人杀胡子的事，实际上很多胡子是辽西抗日义勇军。在盘锦高升街刑场上，日本人用小军刀处死胡子。 十多个胡子们，被五花大绑，在高升街上站成一排。日本人也不用枪，就用战刀，当众砍头。那时胡子多是穷苦的农民，打家劫舍也杀日本人。

         第三件，义勇军围攻日本人。一小队日本人被义勇军追赶，残余的三个日本兵退到一个大壕沟里，正面防守。日本人枪打得准，一枪一个，几十个人围攻，死伤了十六七个人，就是打不下来。当时日本兵属于关东军，训练有素，而义勇军多是散兵游勇，有的是刚拿枪的农民，武器不行，连手榴弹都没有。因为伤亡甚大，又听说日本人增援正在赶来，就无奈撤退了。

        第四件，抗联袭击高山子车站。车站里有歪把子机枪，三十多人围攻不下，正在胶着，突然，从大虎山车站的日本骑兵增援过来。抗联抵挡不住，一路转移，终于在夏家屯被合围，全体壮烈牺牲。据姥爷讲，打仗可不是总能胜利的，组织进攻高山子就是一次失败的战斗。没有速战速决，又不掌握大虎山有日军骑兵的情报，吃了大亏。

                                                                                              （十一）

        外祖父的最后旅程，是在他过世前的一年。

        外祖父跟他的屯中好友王老汉说过几次，几个外孙子邀请他到城里的事。此前，在家兄三哥于1987年在县城西门盖完房子时，外祖父曾经专门去看过。闲不住的老人还帮助打扫院子。只是外祖父没有住，当天就坐车回小赵家屯了。

        2000年，外祖父已经八十九岁了，他被我父母接到家里来住。外祖父虽然头脑有点糊涂了，但他对外孙子们邀请他去锦州之事，还牢牢记着。前十多年，谁请他去城里也不去。但八十九岁这一年，他老人家却盼望着来接他过去，但是我们的妈妈不太同意，毕竟年龄太大了，又是舟车劳顿的。后来四哥回家做通了妈妈的工作。我们告诉妈妈，外祖父已经和屯里的老人说过要接到锦州城里看一看，屯里人都知道了，妈妈还拦着，是不妥的。后来大哥求来一辆车，专程来接外祖父。返程时，三哥又打了一辆专车，送外祖父回屯里。这是他老人家最后一次的远行。大哥讲，外祖父喜欢别人让，去不去是他的事，他喜欢别人请他过去，有时是他的五个宝贝外孙子。

        外祖父的最后一次旅程，还是匆匆结束的。原计划，外祖父要到锦州住两宿以上，在大哥和三哥家里各住一宿。妈妈陪伴外祖父到锦州后，第一宿住在大哥家里，那时大哥家是一楼的房间。早晨起床时，找帽子戴并穿鞋，竟然把鞋向头上戴，一刹那分不清鞋和帽子了。大哥提醒他后，外祖父就愣住片刻，他可能突然意识到什么了，感到自己糊涂了，于是在去锦州港看大海的路上，就突然决定直接回家里。在码头，外祖父望向大海好一阵发呆。大哥感觉，那时外祖父陷入了回忆，有时显得不太清醒了，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已老化，好像精神头没有了。之后到三哥家去吃饺子，三哥住在三楼的房间。外祖父站在窗口阳台，向外张望对面的楼房，感觉很新奇。外祖父晚年后很少出屯更难得看到楼房。那时，外祖父上下楼已经很费劲了。

        这是外祖父的最后一次远行。我想，外祖父的人生秘密，在于他的两次远行之中，在于乐善好施，与人为善，勤俭持家， 独立自尊，他是全屯人更是我们永远的怀念。

       外祖父出殡那几天，正是深秋季节，却连降大雨，全屯人家家都前来参加送行。乡亲们说：“这老爷子，可招人想了，真是个好老人啊。”

       毛泽东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平凡普通的外祖父母，是中国无数泰山不让寸土的一分子，是构成我们民族基因的组成一分子，也是我们后辈薪火相传的追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