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占豪评论方方日记，深以为然。占豪说：“文人可以只顾抒发自己情绪，伟大的政治家们却不能停下来，他们只能心怀天下百姓，为国家谋取最大的战略利益而操劳，这就是政治家和文人的区别。”                          我的看法，是从大历史角度看。实际上，在存亡危急关头，从来就有关注救亡图存的大我观，与关注启蒙人性的小我观。可以说，启蒙与救亡，是二百年来中国最基本、最光荣也最艰巨的任务。在每一时期，表现为不同的主要牙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是救亡为主还是启蒙为主。救亡大业十万火急时，高调宣扬启蒙与批判，则易殆误民族到个人的长远利益；启蒙大业方兴未艾时，动辄以维稳优先狂灭异议之声，也易殆误百姓的百年和当下福祉。国家危亡时期，如抗战时期，鸳鸯蝴蝶派让位于左翼文学,国民启蒙让位于救亡图存。在前期抗疫封城之时，在国家民族危难关头，最需要的自然是救亡。尼采说，“战马在前进的途中，难免踩碎几支无辜的花朵，因为它在通向胜利。”这是残酷的比喻，又岂不是历史的真实，只是需要尽力减弱。小我和大我在生死之际，必让位于民族整体利益。正能量文学和救亡使命在重视文学市场方面与鸳蝴派和启蒙派是相通的。文学本身具有的消费性,不论在何种时代,都会顽强地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