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至少应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1.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夏商时代,神学世界观占支配地位。周灭商之后,神的地位开始动摇,到春秋时期,无神论思潮兴起。孔子虽然还讲天命,但更多的是讲人的作用,人的能动性,提倡“刚健”、“弘毅”,“不怨天,不尤人”。为了救世,他颠沛流离,四处奔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表现出一种奋斗不息的精神。《易经》首卦为乾,代表天,象征阳、刚健,“君子终日乾乾”。《易传》则发挥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健笃日,光辉日新。”孔子、《周易》的这些思想,为后世儒家所提倡。中国古代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还表现为一种“日新”变革的进取精神。商汤在自己沐浴之盘上铸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更是提倡变易、革新、与时偕行。日新、变革的思想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开拓进取。中国古代先人对民族存亡、兴衰怀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周易》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主张人要在逆境中锻炼自己:“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儒家提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近代以降,面对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自强不息的精神尤为得到发扬光大。

　　2.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虽然研究的是天道、人道一类抽象、玄虚的问题,但他们注重学以致用。中国古代宗教观念薄弱,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他一生志在救世济民,变“无道”为“有道”。整个儒家的学说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子讲的道看似玄之又玄,但落脚点却是为了建立一个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

　　墨子以讲“圣王之道”为职志,宣扬“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等思想。可以认为,匡正时弊、救世济民、繁荣社会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哲人在治学上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孔子博学于文,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注重调查,开“无徵不信”之先河。孟子提倡做人、做事要诚。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庸》对诚做了进一步发挥,提出,“诚则明,明则诚。”“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提倡的治学态度和学风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学者们治学的圭臬。到汉朝,班固在《汉书》中提出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先进的中国人用实事求是来指称西方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3.阴阳互补,辩证思维。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辩证思维的民族。中国古代先哲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大地,天才地猜测到世界是由对立面组成的,对立面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激荡、互相作用、互相转化而产生万物,推动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发展。阴阳互补、对立统一是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显著特点和优点。中国古代经典《易经》已认识到对立着的事物是统一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易传》则明确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把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看成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周易》为历代学者所推崇,它的辩证法思想影响广泛、深远。先秦以后的哲学家普遍地接受用事物内部阴阳相互作用来解释事物的运动、变化。除《周易》之外,《老子》、《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另外两大宝库、两大源头。《老子》、《孙子兵法》各自有其鲜明的特点,但它们也有明显的共同点。在这两部著作中关于对立面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相反相成的思想十分丰富。这两部著作涉及有无、阴阳、刚柔、强弱、大小、长短、难易、生死、祸福、善恶、吉凶、动静、进退、攻守、虚实、劳逸、正奇、胜负、战和等数十对矛盾。这两部著作和《周易》中对立统一、阴阳互补、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已深入到我国政治、军事、文化、艺术、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思维方式。

　　4.民贵君轻,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中国哲学又一优良传统。在西方整个中世纪中,神学占绝对支配地位,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神学统治才开始动摇,人逐渐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中国则不同,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从商朝的灭亡中认识到“天命靡常”,人民的力量不可轻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到春秋大变革时代,人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孔子发展了西周以来逐渐形成的重民思想。他重人道,把人作为研究的中心,提出仁学,肯定人的价值。孟子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本思想为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所推崇。中国古代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是《管子》一书。《管子·霸言》说,争天下必先争人,“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在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相当普遍。荀子提出“人最为天下贵”的命题。在君与民的关系上,他引用当时流行的古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发挥说:“故人君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先秦时期反映民本思想的古语,成为后世统治者治国的箴言。唐太宗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到了明清之际,黄宗羲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发展为“民主君客”的民主主义。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就其本质而言是蔑视人、贬低人,扼杀了人的个性和自由。但也必须承认,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确实是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具有民主性。

　　5.大同理想,止于至善。哲学不仅是世界观、认识论,而且还是价值观、人生观。中国哲学尤其重视人生哲学,把大同理想、止于至善当作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所追求的美好理想,而这种追求也是推动社会进步、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我国古代先秦典籍中就有一些关于尧、舜、禹时代原始理想社会的零星记载。形成于秦汉之际的《礼记·礼运》,假托孔子之名,吸取前人的成果,集中完整地描述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无私心、人人皆有所用和皆有所养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礼运》所描述的大同理想无疑是空想的乌托邦,但它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美好理想社会的追求,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所向往。大同理想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有重大影响。与大同理想相联的是中国哲学重视人生修养,追求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至善境界。中国传统道德以社会为本位,要求内省慎独,克己奉公,把社会、民族、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名句,千古传颂,教育和激励着人们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去奋斗不已。以上五个方面互相依存、互相渗透,融为一体,构成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①,其中最核心的则是自强不息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正是自强不息精神使中华民族10①除此五点外,肯定还有其他内容,如博大宽容的开放精神、无神论传统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6能战胜千难万险,绵延不绝,开拓创新,屹立于世界东方,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弘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应充分反映中国哲学基本精神在当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