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 

几十年来持续关注通关效率和清关效益，深感进步巨大，超越自我。然空间依然辽阔。读江君建言，契合一线实际，姑录如下：我们目前的管理水平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是十分明显，和中国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还不相称。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

任何一个国家的海关，其根本使命都是在实现贸易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提升贸易便利化。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海关的管理思想和理念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对“进出口商究竟是否可信赖”是否能够做出客观、科学的判断，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并体现在管理实践中。通过和发达国家海关管理制度的粗浅比较，我们便不难发现，发达国家海关管理的基础以“对进出口商应予必要的信任，是海关的合作伙伴”，而中国海关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把进出口商作为 “走私违法、偷税漏税”的假想敌的观念成分。截然不同的判断，导致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海关管理模式。具体区别可参考下表：

2

商界参与

“守法便利”是国际海关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法律规章制度设计上最大限度地科学合理至关重要。实现这一要求的最有效途径：一是充分的事先调查研究，二是商界的充分参与。《贸易便利化协定》第二条专门就此对成员国设定了要求。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与之相对应，全国人大已经有单独的《立法法》，国务院和海关也分别出台了相应的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度建设上已经完全达到要求。但令商界遗憾的是，上述法律规章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调查研究不深入，进出口实际情况不掌握，企业的意见和建议没有畅通的传输渠道，导致海关相关政策、规章、制度、系统的变更、调整脱离实际的情况时常发生，其结果是正常的进出口业务不时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碍甚至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

3

公平正义

《贸易便利化协定》第四条专门就行政救济做出了规定。从制度层面看，中国现有的行政救济，包括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也已经十分完备。但这个制度在海关的实施情况并不理想。自1989年国家颁布《行政诉讼法》至今的三十年间，法院受理的对海关提起的行政诉讼上千起，但最后判决海关败诉的几乎没有，行政复议案件数千起，改变决定的比例也很低。这个结果除了说明海关执法能力和水平比较出色外，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海关对待行政救济，特别是对行政诉讼的观念有偏差。“海关绝不能输官司”几乎是海关系统内外一个不成文的律条，一旦察觉企业诉讼意图，就以各种方式进行劝说、甚至威胁；一旦发生诉讼，则动用强大的行政资源影响诉讼结果，实在不行就私下协商妥协，最终结果均以企业败诉或撤诉方式结案。

这一客观现实，对企业而言就是在遭遇到海关的不公平对待时，普遍的应对就是“忍了吧”，尽管表面上维护了海关声誉，但实际上严重损害了公平正义的法治国家理念，也同样是提升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应予解决的问题。

4

“做菜人”和“吃菜人”的关系处理

就通关便利而言， 海关和企业分别扮演了“做菜人”和“吃菜人”的角色，海关根据贸易便利化的总体目标要求，按照自己的判断和猜想，端上一道又一道贸易便利化“美味佳肴”，但由于对“吃菜人”的实际状况和需求了解不多，很多菜难以下咽。原本期待鼓掌喝彩的“做菜人”自然很不高兴，甚至出现揪住“吃菜人”衣领强塞入口的情况。

譬如这两年的缩短口岸放行时间，其初衷就是为了提升贸易便利化和营商环境，企业对此也非常期待和欢迎。但由于对货物通关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考虑不充分，只是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并加上严厉的问责、约谈，导致部分海关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为完成任务指标，不得不采取限时申报、限时交税、超时删单、约谈企业负责人、提交书面解释、实施人工查验等“奇招”，使企业获得感大打折扣。

几点建议

1）推进国家贸易便利化，主导权在行政部门。但同时，进出口货物涉及到进出口商以及货物从启运国到目的国所在地所需的银行保险、海陆空国际、国内运输、港口、码头、仓储、堆场、报关、检验检疫、商品质量检测等十多个不同类型的机构及企业，是贸易便利化的实际参与方。政府部门应该想方设法充分调动、发挥这些社会服务型机构和企业在推进贸易便利化方面的积极作用。

2）贸易便利化以及口岸营商环境看似简单，但如果深入考察便不难发现，实际情况要比预想的复杂很多。譬如降低通关成本，究竟应该包含哪些费用项目？目前的收费情况究竟如何？是否合理？能不能降？怎么降？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通过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给出答案。在不同口岸对同一收费项目连概念称呼都各不相同的情况下，普通的走访、考察、座谈等行政部门惯常的调研方法显然是不充分的。

3） 对贸易便利化的推进和实际成效应该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监测、评估机制。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发挥民间智库以及通关领域专家、专业人士的作用，善于利用中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客观公正专业的评估并定期发布评估结果。